一個雞蛋的家當
鄧拓
說起家當，人們總以為這是相當數量的財富。家當的“當”字，本來應該寫成“帑”字，帑是貨幣貯藏的意思，讀音為“蕩”字。北方讀成“當”字的同音，所以口語變成了“家當”。
我們平常說某人有了家當，就是承認他有許多家財，卻不會相信一個雞蛋能算得了什麼家當！然而，莊子早就講過有“見卵求富”的人，因此，我們對於一個雞蛋的家當，也不應該小看它。的確，任何巨大的財富，在最初積累的時候，往往是由一個很小的數量開始的。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樣。但是，這並不是說，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你隻要有了一個雞蛋，就等於有了一份家當。事情決不可能這樣簡單和容易。
明代萬曆年間，有一位小說家，名叫江盈科，他編寫了一部《雪濤小說》，其中有一個故事說：“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牛字， 複生，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牛字所生者，又複生牛字，三年可得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舉債，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
這個故事的後半還有許多情節，沒有多大意義，可以不必講它。不過有一點還應該提到，就是這個財迷後來說，他還打算娶一個小老婆。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的“怫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於是這一個雞蛋的家當就全部毀掉了。
你看這個故事不是可以說明許多問題嗎？這個財迷也知道，家當的積累是需要不少時間的。因此，他同老婆計算要有十年才能掙到這份家當。這似乎也合乎情理。但是，他的計劃簡直沒有任何可靠的根據，而完全是出於一種假設，每一個步驟都以前一個假設的結果為前提。對於十年以後的事情，他統統用空想代替了現實，充分顯示了財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氣，一拳頭就把他的家當打得精光。更重要的是，他的財富積累計劃根本不是從生產出發，而是以巧取豪奪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發財的目的。
如果要問，他的雞蛋是從何而來的呢？回答是拾來的。
這個事實本來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這個拾來的雞蛋，寄在鄰居母雞生下的許多雞蛋裏一起去孵，其目的更顯然是要混水摸魚，等到小雞孵出以後，他就將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個小母雞回來。可見這個發財的第一步計劃，又是連偷帶騙的一種勾當。
接著他繼續設想，雞又生雞，用雞賣錢，錢買母牛，母牛繁殖，賣牛得錢，用錢放債，這麼一連串的發財計劃，當然也不能算是生產的計劃。其中每一個重要的關鍵，幾乎都要依靠投機買賣和進行剝削，才能夠實現的。這就證明，江盈科描寫的這個“市人”，雖然“貧甚”，卻不是勞苦的人民，大概是屬於中世紀城市裏破產的商人之流，他滿腦子都是欺詐剝削的想法，沒有老老實實努力生產勞動的念頭。這樣的人即便掙到了一份家當，也不可能經營什麼生產事業，而隻會想找個小老婆等等，終於引起夫妻打架，不歡而散，那是必然的結果。
曆來隻有真正老實的勞動者，才懂得勞動產生財富的道理，才能夠屏除一切想人非非的發財思想，而踏踏實實地用自己的辛勤勞動，為社會也為自己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
未莊輿論種種
王 荊
未莊的輿論，實在有點怪。
阿Q酒後申明自己姓趙，這與旁人本不相幹，結果不但遭到趙太爺的斥責，還挨了打。按說，他理應得到未莊輿論的同情和支持了吧，誰知未莊人們卻眾口一辭“都說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趙太爺姓趙，便硬不準阿Q姓趙，已經是毫無道理了，居然還要動手打人。個中是非曲直，有目共睹，昭然若揭。可是未莊人卻一口咬定“錯在阿Q”。所以者何？就因為“趙太爺是不會錯的”。
如此輿論，豈不是有點怪？
阿Q的結局，眾所周知，是遊街示眾，被處死刑。這是從趙家被搶引起。但阿Q本與此案無關，他是糊裏糊塗地被捉，被判，最後被處決了的。未莊輿論競無異議，且又是異口同聲“都說阿Q壞，不壞又何至於被槍斃呢？”
如此輿論，豈不也是怪？
或曰：未莊一地，隻見於小說，本屬子虛烏有，何必斤斤計較？我說不然。未莊地雖子虛，我們某些同誌之為未莊人的後代，卻恐怕是實。否則，在“史無前例”的那若幹年，怎麼不講真話、不講事實、不講道理的未莊式輿論，會充斥全國呢？
或日，那是當時新聞、輿論被控製、操縱了的緣故。那麼，我又要問，阿Q時代的未莊並無報刊、電視、廣播之類，趙太爺之流又能怎樣控製、操縱呢？
其實，未莊輿論倒很可能是真正的“輿人之論”。關鍵在於大家都認為趙太爺不會錯。
看來要研究未莊輿論問題，首先還得弄清為什麼人們認為趙太爺不會錯。魯迅一九二一年寫作的《阿Q正傳》，對此未作說明。但五年後，他卻在《集外集·通信》複未名先生信中作出了解釋，即：“我們的鄉下評定是非，常是這樣：‘趙太爺說對的，還會錯麼？他田地就有二百畝！’”原來有田便有真理，田地愈多，真理愈足。到有田地二百畝如趙太爺者，便可成為未莊真理的化身了。
須知，在封建社會或半封建社會裏，田、錢、權是三位一體的。有田、有錢、有權的人，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從社會上到家庭裏各個級別、各種類型的一言堂，因而必然導致了各自範圍內的輿論一律。皇帝至高無上，自是金口玉言。地方上各級官員都是民之父母，治民如牧。老百姓隻是子民、蟻民，能有多大的發言權？如此這般的道理，年深月久，不僅成了不成文法，以至成文法，甚至成了世代凜遵的道德規範，難越雷池一步。趙太爺終於成了未莊的一言堂主，以至大家都以他的是非為是非，以他的好惡為好惡，從而形成了未莊的輿論一律，現在看來，的確有什麼值得奇怪呢？
當然，對未莊的輿論一律問題也不可一概而論。有些人說阿Q壞，很可能是為了取客獻媚。有些人說趙太爺對，卻很可能是因為從來如此，不以為非。而相當一部分人還很可能是因大勢所趨或大勢所迫而作的違心之論。
莫非未莊從未有過講真話、講實話、講道理的輿論？我想應該是有過的，但被扼殺了。就是在阿Q被罵、被打、被處決的時候，恐怕也是有的，不過不在報刊上，不在會議上，不在馬路上，不在公共場合罷了。
現在我們新聞界提出，要講真話，講事實，講道理。這三講，提得好！但也要認真研究曾經出現的那個三不講的局麵又是怎樣形成的。也許就可以未莊輿論為例吧。查明原因，對症下藥，創造出一個真正可以講真話、講事實、講道理的環境來，未莊輿論或未莊式的輿論，大概就可以真正逐漸絕跡，而不至於如“史無前例”時期忽又再現於中國了。
《東方紅》這個歌
吳有恒
《東方紅》這個歌，現在人們不大作興唱它了。《國際歌》說“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這個歌卻說有大救星。一個唱無神論，一個唱有神論，互相矛盾，唱了幾十年，直到近來，人們才發現“大救星”說不妥，不唱它。這未免是覺悟得太遲了。
世上沒有所謂大救星，本來是很簡單的科學常識，除了拜神婆，誰也不肯老把大救星掛在嘴上，反複叨念的。然而過去我們卻是幾億人口天天念，天天唱，唱到自己也昏頭昏腦，糊塗起來。
回憶起“大救星”這歌產生的經過，對於回答何以昏頭昏腦糊塗起來這個問題，可能有點參考價值。一個農民歌手，在延安的一個會議上，唱了他臨時自編的民歌。這民歌原是唱劉誌丹同誌的，歌詞原來是：“太陽出來滿天下，陝北出了個劉誌丹。他帶領窮哥兒鬧革命，他帶隊伍去打橫山。”這人將原詞稍稍改動，變成了“大救星”，實事變為虛言，不料卻因此大受讚賞，被當為聖詩，普遍傳唱。初時，隻是一般的唱，後來，隨著個人崇拜之風大盛，這歌兒也就成為玉牒金書，成為聖跡了。那最初隨口唱出這幾句歌詞的人，也被說成是個偉人，編造了一段故事，說他如何站在陝北那崇山峻嶺上，見著東方紅、太陽升，心懷著偉大領袖，心潮澎湃……真是活見鬼！
我是親眼見著他第一次唱這歌兒的，地點是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禮堂。他站在台上發言，說呀說的就唱了起來，何嚐是站在山嶺上見著東方紅、太陽升？即此一端，亦已可見此事已由虛而偽。那農民第一次唱這歌，這並不是有意作偽的。後來，有些人要搞個人崇拜，他們借此為題，就作起偽來。這問題就變得複雜，其壞影響也更大了。這歌把人神化，致令有些人至今也凡是神化之人的旨意均不敢違反，成了“凡是”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