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支經年累月行進在荒山野嶺的駝隊，它的標準配置是：
九十頭毛驢，四匹馬，三匹騾子，兩隻山羊，一條狗；十三個維吾爾人，一個蒙古人，一個瑞典人。
駝隊沒有具體的路線，凡是地圖上的西部空白區域，就是它的領地。它進出塔裏木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是塔裏木不平靜的歲月，但又是備受關注的盲點。駝隊的僅有的瑞典人尼爾斯·安博特（Nils Ambote）從沒有將這困難寂寞、路途坎坷當做磨難，並且就它的日常經曆寫出了西域探險史上別具一格的傑作《駝隊》。
一
中國與瑞典聯合組成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中國廣袤的大西北從1927年堅持到1935年，是中國科學進入現代時期的標誌，是從“五四”前後舉國矚目西北、以開發西部為輿論熱點以來最積極、最有成效的舉措。
初期，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這個“流動大學”之中，有十位中國學者，十八位歐洲學者，學科涉及地質學、天文學、生物學、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氣象學、曆史學等。瑞典天文學家尼爾斯·安博特是考察團中以堅持時間長（貫穿始終），成果應用性強，填補了天文、地理空白著稱的科學家、新疆探險家。安博特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五六年間，利用落後的交通工具——毛驢、駱駝、馬匹——在塔裏木與青藏高原作了艱難但有成效的實地考察與測量，至今，在新疆塔裏木石油開發過程，仍然要依靠安博特當年實測的數據，特別是地磁資料。有關和田河流域的地圖，也以安博特繪製的最詳盡，最有實用價值。然而，作為一個探險家，安博特的探險記《駝隊》的內容，一點也不比他在天文、地質等方麵取得的成就遜色。
1927年秋，瑞典隆德大學的青年教師、天文學家尼爾斯·安博特受聘成為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第二批團員。在德國波茨坦大學接受了為期八個月的大地測量培訓之後，穿過俄領中亞，進入新疆。從此，他成了整個西北科學考察團期間，全部中國團員、外籍團員之中，在新疆實地工作時間最長的一人。
安博特進入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序列，一開始曾留守迪化，經曆了楊增新被刺，金樹仁上台的動蕩。當時，斯文·赫定遠赴美國，為考察團繼續存在而尋求新的財政支援。在一個時期內，安博特與機械師卡爾森成了考察團的留守成員。此後，他的工作位置主要在塔裏木，從焉耆、羅布泊、庫魯克塔格、沙雅，一直到南緣的和闐。他曾反複進入阿克賽欽，一再對和田河流域作實地測量，這一工作始終在最不適宜的背景之下進行。
1933年初，設在北平（今北京市）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與長期獨自在南疆工作的安博特失去了聯係。1月，駐喀什噶爾的瑞典傳教團發來電報說：“據聖誕節前後抵達葉爾羌的兩人的報告，去年11月8日，安博特在且末，此後前往甘肅了。”瑞典傳教團成員羅伯林茨的電報則說，1932年10月，在且末見到了安博特，但從此消息全無。通過幾個月努力搜索，還是沒有安博特的確切消息，斯文·赫定將情況向中國政府做了通報，要求協助尋找。當時，仍然在河西肅州（甘肅酒泉）與內蒙古額濟納區域工作的外籍團員接到指示，要他們提供安博特近況，同時，派出了瑞典籍團員、地質學家諾林專門趕赴新疆，追蹤安博特的下落。這一情況是如此緊急，以致斯文·赫定竟然破例向馬仲英求援，馬仲英保證親自過問安博特的下落。
以上內容，構成了斯文·赫定的名著《絲綢之路》的開篇。
1933年6月7日，一封電報送達斯文·赫定在北京的駐地，電報是長期駐守新疆莎車的瑞典傳教士羅伯林茨打來的，電報委托尋找安博特，上麵寫道：
安博特在和闐。平安。近日將經印度返回歐洲。
有了安博特確實的下落，赫定一顆懸空的心終於落了實處。但“安博特在和闐”幾個字，又叫他產生了新的擔憂，因為那時新疆的和闐是外國人的禁區。在新疆塔裏木（特別是南緣）已經處在無政府狀態的情況下，安博特明明有機會離開苦海，但他居然沒有奔赴口內，還反向進入了戰火之中，如同飛蛾赴火。麵對一支又一支身份不明的武裝隊伍，安博特所有的，就是他的駝隊。作為科學家、探險家來說，在這樣的特殊時期，安博特的身份與工作極其不受歡迎，對各方都是如此。也許正是因為他隻有一支全部由當地人組成的（他自己除外）、僅僅攜帶給養的駝隊，他竟然在戰亂的“風暴眼”，走遍塔裏木南緣整個區域，完成了預期的科學考察。因禍得福的安博特，在不合適的時間、不合適的地點，驅策駝隊進出昆侖山河源地區以及和闐，他不但得到了當地群眾的幫助，而且做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工作，其中包括在瑪劄塔格設立天文觀測點，對和闐河流域作測量。考察途中，他在和闐河的東岸，找到了四十年前斯文·赫定遇救的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