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20世紀的中國西部探險家中，亨廷頓在新疆時間不是最長的，他的路線也不是最難行或有開創意義的。但他的專著《文明與氣候》在歐美地理學界潛移默化，影響深遠；他的《亞洲的脈搏》內容生動曲折，涵蓋麵廣，思考問題通脫透徹，分析曆史演變過程與發展走向鞭辟入裏。將塔裏木的曆史命運歸結到人類與環境關係這個橫貫古今的宏大題目之下，《亞洲的脈搏》是開山之作。
在塔裏木的九個月，為推究綠洲群變遷的過程，亨廷頓一個一個“追蹤”著目標：固拉合馬、恰哈、新老達摩溝、烏宗塔提、尼雅、安迪爾、瓦石峽、米蘭……他依循條條源於昆侖雪峰並養育了山前綠洲帶，潛入亞洲腹地沙漠的內陸河：策勒河、克裏雅河、尼雅河、牙通古孜河、安迪爾河、喀拉米蘭河、車爾臣河、米蘭河，最後是塔裏木河與孔雀河，辨認著氣候與文明的“年輪”。塔裏木綠洲“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斷改變麵貌，開始使他感到困惑不解，最終卻啟發他將這此生彼息的發展變化作為一種規律來總結。他研究的課題是“文明與氣候”，他的結論遠非定論，然而他的嚐試卻豐富了人們對塔裏木——中國西部——絲綢之路的認識。
亨廷頓是科學家，但他相當關心曆史考古。事實上，他是20世紀西域探險史上第一個報道策勒南部昆侖山中的神秘古跡恰哈古城、第一個實地考察米蘭遺址的人。但他對恰哈的關注，始終把持著將焦距調整在昆侖山水資源與人口怎樣處在平衡狀態這個位置上。本書的重要章節——第十一章“尚未被探測的羅布鹽澤”，以米蘭作為開篇。1905年聖誕節前後在米蘭遺址，他注意到漢唐時代的米蘭比他到來的20世紀初養育著更多的人口，綠洲麵積要大得多，也繁榮得多。當時米蘭是新阿不旦居民夏季“遊耕”的地方，一年所獲，僅僅夠十五至二十戶羅布人食用。“這裏的土地每三年隻能耕作一次”。毫無疑問，以前米蘭的生態環境、氣候植被一定與20世紀初大不相同。而作者依據自己對米蘭古城、寺院、烽燧、驛站、民宅的觀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米蘭遺址除了是古跡，“更重要的是驗證了一個關於不同曆史時期氣候演變的假設”。
亨廷頓到達的米蘭，一般認為就是《漢書》記載過的樓蘭王國重要墾區伊循城。古代遺址米蘭古城和今天的綠洲——兵團36團米蘭鎮，我都比較熟悉。人們注意到古代良田肥美的伊循墾區早已是荒漠死界，幾乎寸草不生。而人類在這一區域裏不斷變換聚落位置，凡挪一個地方，就留下一片荒灘。正是這個巨大強烈的反差，使亨廷頓的研究課題超出了考古調查，力圖具有超前的意義。
羅布荒原是亨廷頓關注的重點。本書第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作者寫到了米蘭古今環境的置換和伴隨著環境變化而產生的綠洲“挪動”，寫到了穿行羅布泊時陷入鹽沼的奇情險狀，描繪了沼氣中毒的厄運，這些都是前所未聞的細節。
在從阿提米希布拉克（六十泉）前往樓蘭古城時，前來飲水的野駱駝裹挾他的役用駱駝逃逸了。尋找駱駝的段落是西部探險記中有代表性的段落之一，時隔近百年讀之，還使我產生了惡夢難醒般的感受。就羅布荒原探險考察而言，亨廷頓是斯文·赫定與斯坦因之間的過渡人物。對羅布荒原，他顯然不如赫定熟悉，甚至也不如斯坦因了解。但他筆下的羅布荒原探險，確實驚心動魄，如身臨其境。
即便在羅布荒原這樣的地角天涯，人也是亨廷頓關照的主體：人與人（外來者與羅布人），人與駱駝（役用的與野生的），人與荒原，人與曆史，人與無人……，如果離開了特定的環境，人就是失群的人，無助的人，惶惑的人，迷途的人，隻能束手待斃。在羅布人的首府新阿不旦，他與從未吃過一口饢或其他麵食的固守舊俗的羅布漁人相處得不錯，但他力圖進入羅布人主觀世界的努力卻失敗了。他並不了解羅布人當時的生存狀態。看得出來，他對柯爾克孜牧人頗具好感。在第五章“天山深處的柯爾克孜牧人”中，他特意寫到牧人日用品簡單實用，沒有易碎的、不便於搬運的家什，並指出這是由遷徙不定的遊牧生活方式決定的——這算不得創見。但第十二章“幹涸的河床和禿山”中，當亨廷頓一行路經一個古遺址時，他僅憑遍地碎陶片便認定這是農業時期的聚落，遊牧民顯然用不著如此之多的陶製器皿。在這裏，如果沒有第五章對當時柯爾克孜牧人家什的鋪墊，他的判斷便不具備說服力。然而正因為這個遺址的年代相當早，足以說明塔裏木河下遊早在紀元之前已經有了發達的定居農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