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於林徽因而言，自從1945年被醫生告知最多隻能活五年時，生命就已經時時籠罩在了死亡的陰影中。而奇跡般地堅持到1955年，分分秒秒，都是以精神做支撐，從死亡邊緣所努力爭回的，就像1947年秋她寫給費慰梅的信中說的那樣：“你看，我就這樣從水深火熱中出來，又進行了這些所謂‘不必要的活動’，要是沒有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盡燈枯——暗，暗，閃，閃，跳，跳，滅了！”
1945年到1955年，生命的最後十年裏隨時麵對死亡，林徽因的心境雖無太多悲觀，而下意識中，卻在為人生之終了作著某種準備。
1945年，抗戰剛結束，外界就有傳聞說林徽因害肺病病逝，死在重慶一家小旅館。李健吾在上海《文彙報》上發表《咀華記餘·無題》感歎：“一位是時時刻刻被才情出賣的林徽因，好像一切多才多藝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熱情打入冷宮。”
1947年，林徽因肺病已到晚期，腎髒嚴重感染，當年10月住進中央醫院，這一次住院，林徽因還寫信給費慰梅作了最後的道別。梁思成接到林徽因病重的消息，於仲夏時節匆匆結束講學，提前自美歸來。
林徽因的低燒衝淡了梁思成回家的喜悅，她的一個腎嚴重感染，本來醫生勸她動手術，但現在隻好耽擱下來。結核菌侵襲她的肺部，造成呼吸異常困難，能不能用麻醉還是個問題。林徽因的肺病已到晚期，結核轉移到腎髒，需要做一次手術，但由於天氣和低燒，需要先靜養一段時間，作好手術前的準備。
梁思成再度扮演起林徽因的護士、知己和安慰者的角色，盡可能抽出時間來陪她。他在美國為親友們匆匆購買的禮物，過了一陣子才運到北平。這些禮物和林徽因原本的期望完全不同——多是一些小件的電子產品，而林徽因本來是希望收到到一些精美的服裝、花花綠綠的布料和別致的小擺設的，這樣可以送給一些親戚朋友。但她當然也理解丈夫的用心，這些小玩意正可以用來安慰和豐富她的病床生活。關於當時的情景，林徽因是這樣描述的：
“在一個莊嚴的場合，梁先生向我展示他帶回的那些可以徹底拆、拚、裝、卸的技術裝備。我坐在床上，有可以調整的帆布靠背，前麵放著可以調節的讀寫小桌，外加一台經過插入普通電源的變壓器的錄音機，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拿著話筒，一副無憂無慮的現代女郎的架勢，頗像卓別林（CharlieChapltn）借助一台精巧的機器在啃老玉米棒子。”
關於那台錄音機——
“我們確實聽到了錄在磁帶上的各種問候。但是全都不對頭，思成聽起來像梅貽畸先生、慰梅像費正清、而費正清近乎羅伯遜。其中最精彩的是阿蘭的，這當然在意料之中。我非常自豪，能收藏一位專業藝術家的“廣播”錄音。不過迄今我還沒有按這機器應有的用途來做什麼，隻是讓孩子們錄些鬧著玩的談話。我覺得好像乾隆皇帝在接受進貢的外國鍾表。我敢說他準備讓嬪妃們好好地玩一陣子。”
入秋之後，林徽因住進了中央醫院，準備做腎髒手術。此時，她寫了《惡劣的心緒》：
我病中，這樣纏住憂慮和煩憂，
好像西北冷風，從沙漠荒原吹起，
逐步吹入黃昏街頭巷尾的垃圾堆；
在黴腐的瑣屑裏尋討安慰，
自己在萬物消耗以後的殘骸中驚駭，
又一點一點給別人揚起可怕的塵埃！
吹散記憶正如陳舊的報紙飄在各處彷徨，
破碎支離的記錄隻顛倒提示過去的騷亂。
多餘的理性還像一隻饑餓的野狗
那樣追著空罐同肉骨，自己寂寞的追著
咬嚼人類的感傷；生活是什麼都還說不上來，
擺在眼前的已是這許多渣滓！
我希望：風停了；今晚情緒能像一場小雪，
沉默的白色輕輕降落地上；
雪花每片對自己和他人都帶一星耐性的仁慈，
一層一層把惡劣殘破和痛苦的一起掩藏；
在美麗明早的晨光下，焦心暫不必再有，——
絕望要來時，索性是雪後殘酷的寒流！
最終，手術還是做了，不過這時已經是1947年的12月了。術後的兩個月是最令人擔心的。這段期間，林徽因挺過了發燒，接受了檢查，戰勝了輸血的並發症。到了2月中旬，她已經完全退了燒，體力也開始慢慢恢複。梁思成說：“她的精神活動也和體力一起恢複了，我這個護士可不高興這一點。她忽然詩興大發，最近還從舊稿堆裏翻出幾首以前寫的詩，寄到各家雜誌和報紙的副刊去。幾天之內寄出了十六首！一如以往，這些詩都寫得非常好。”
1948年秋天，林徽因家裏來了一位叫林洙的姑娘。這是一個原籍福建閩侯，生長在雲南的年輕姑娘。此時的她剛剛在上海讀完中學。林洙身材不高，鵝蛋形的臉上，長著端正的五官。從這時候起，她就進入了梁家的生活，成為了他們的朋友。三年後，林洙在北京參加工作。林徽因病逝後，她於1962年同梁思成結婚，成為他生活上的伴侶、事業上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