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從舊中國走來的人都不能忘記那一段硝煙彌漫的日子，因為在那段日子裏有太多的不能忘卻。不能忘卻的是夫妻之間的不離不棄，不能忘卻的是母子之間的難舍難分，不能忘卻的是國土的淪喪，不能忘卻的是同胞的血和淚。對於梁思成和林徽因來說，這段日子也是他們最為顛沛流離的時期。
1935年秋，日軍的全麵進攻已經迫在眉睫，林徽因所在的國立大學正在作南遷的準備。在忙著為遷移作準備時，林徽因在北京的姨母家見到了本地的親戚，他們仍像往常一樣，準備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生活。他們問她：“你為什麼那樣心情激動地準備南遷呢？即使這裏成立自治政府，那又怎麼樣呢？對我們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房子還在這兒。北平還是中國的，不是日本的，生活還像平時那樣過。”
看著家族圈子裏出現背叛祖國利益的變節行為，林徽因和梁思成無比痛心，卻也無可奈何，隻能用盡全力地堅持自己的立場。1937年7月，林徽因、梁思成在考察歸途中知道戰爭全麵爆發的消息，他們曆經艱辛輾轉回到日軍已兵臨城下的北平。安頓好後，林徽因立刻給正隨姑姑們在北戴河度假的女兒寫信：“如果日本人要來占北平，我們都願意打仗，我覺得現在我們做中國人應該要勇敢，什麼都不怕，不怕打仗，不怕日本人，要什麼都有決心才好。”
1937年9月5日，梁家離開北京去天津，走上逃難路線的第一站。除了兩個孩子和外婆外，還有老金和清華大學的兩位教授。梁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房子是一個很好的避難所。臨行前，營造學社同仁們調查古建築的原始資料基本上都被梁思成夫婦帶走了，隻留下了一些無法帶走的照相底版，和一些珍貴的文獻，梁思成和天津一家英國銀行談妥，把這些東西存在地下保險庫裏。一張匆匆寫下的紙條說：“發生了這麼多事，我們都不知道從何說起。總之我們都平安，一個星期前我們抵達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島，從那裏途經濟南，去到換車船不超過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長沙，而這期間盡可能不要遇上空襲。等到戰爭打贏了，我們就可以結束逃難生涯。”
金嶽霖後來描述這趟旅途：“一路上沒出什麼大岔子，不過有些麻煩已經夠難應付了。我們繞來轉去到了漢口，最後總算到達長沙，這時已是10月1日了，聯合大學11月1日開學。”
長沙這個擁擠過度的城市，從他們抵達的那日起，就時常拉空襲警報。盡管到11月24日為止，一個炸彈也沒有掉下來過，但急匆匆逃到地下室或防空洞去，已成家常便飯。然而這一次由於疏忽，竟然沒有拉警報。當地麵上的人還不知道他們已成空襲目標時，日本飛機已在頭頂上了。林徽因寫道：
“在日軍對長沙的第一次空襲中，我們的住房幾乎被直接擊中。炸彈就落在距我們的臨時住房大門16米的地方，這所房子裏我們住了三間。當時我們——外婆、兩個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兩個孩子都在生病。沒有人知道我們怎麼沒有被炸成碎片。聽到地獄般的斷裂聲和頭兩響稍遠一點的爆炸，我們便往樓下奔，我們的房子隨即四分五裂。全然出於本能，我們各抓起一個孩子就往樓梯跑，可還沒來得及下樓，離得最近的炸彈就炸了。它把我拋到空中，手裏還抱著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卻沒有受傷。同時房子開始軋軋亂響，那些到處都是的玻璃和門窗、隔扇、屋頂、天花板，全都坍了下來，劈頭蓋腦地砸向我們。我們衝出房門，來到黑煙滾滾的街上。
“當我們往聯合大學的防空壕跑的時候，又一架轟炸機開始俯衝。我們停了下來，心想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們寧願靠攏一點，省得留下幾個活著去承受那悲劇。這顆炸彈沒有爆炸，落在我們正在跑去的街道那頭。我們所有的東西——現在已經不多了——都是從玻璃碴中撿回來的，眼下我們在朋友那裏到處借住。
“每天晚上，我們就去找那些舊日的‘星期六朋友’，到處串門，想在那些妻兒們也來此共赴‘國難’的人家中尋求一點家庭溫暖。在空襲之前，我們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飯館，而是在一個小爐子上欣賞我自己的手藝，在那三間小屋裏，我們實際上什麼都做，而過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棟北總布胡同三號的。我們交換著許多懷舊的笑聲和歎息，但總的來說我們的情緒還不錯。
“我們已經決定離開此處到雲南去……我們的國家還沒有健全到可使我們對戰爭能夠有所效力的程度，至今我們還隻是‘戰爭累贅’而已。既然如此，何不騰出地方，到更遠的角落裏去呢？有朝一日連那地方（指昆明）也會被轟炸的，但眼下也沒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我們又收拾行李了，要搭汽車走十天艱難的旅程到雲南去。”林徽因寫道，“除了那些已經在這兒的人以外，每一個我們認識的人和他們的家人，各自星散，不知流落何方。”
在這些星散各地的人中，其中一個就是老金。金嶽霖所在的那一組聯合大學的人馬臨時在離長沙有一段路程的南嶽暫居。過了一個星期，他才得到長沙被炸的消息，而當梁家啟程前往昆明的五個星期後，他仍一個人留在湖南。他寫信給梁思成夫婦：“我離開了梁家就跟掉了魂似的。”
12月8日淩晨，梁思成一家五口乘坐著一輛超載的大巴士，從長沙開往昆明。可是他們不知道，這不過是從一個大遷徙又換到另外一個罷了。此時，從廣州和東南地帶來的大批難民正成群湧向昆明或重慶。
晃縣是一個鄰近貴州的湖南小城，在這裏，林徽因的旅程突然中止了。原來為了撤離空軍航校的學員和機器，所有向前開的大巴都被征用了，普通乘客隻能耐心等待。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林徽因卻病倒了，她得了很嚴重的支氣管炎，高燒40度，很快轉為肺炎，兩周後才勉強退燒。城裏肮髒的小旅館中擠滿了難民，梁思成沒有辦法，但是這時奇跡出現了，他們意外地得到了八位空軍學員和一位女醫生的幫助。
梁思成和林徽因從這裏開始和八位空軍學員結下親密的友誼，後來學員們到昆明進行最後訓練，直到晉升為飛行員執勤時，他們依舊保持著聯係。這些學員的父母都在淪陷區，所以他們把梁家當成自己的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小弟弟一樣看待。
旅途還在繼續，林徽因又寫道：“我們在令人絕望的情況下又重新上路。那天淩晨1點，摸黑搶著把我們少得可憐的行李和我們自己塞進長途車，到早上10點這輛車終於出發時，已經擠上27名旅客。這是個沒有窗子、沒有點火器、樣樣都沒有的玩意兒，喘著粗氣、搖搖晃晃、連一段平路都爬不動，更不用說又陡又險的山路了。”
天黑下來時，林徽因的母親又發冷又發熱。但他們別無選擇，隻能顛簸著繼續前進。深夜，他們所乘的長途汽車在以土匪出沒著稱的“七十二盤”頂上突然拋錨——沒有汽油了。拉著孩子們凍僵了的小手，全家人摸黑走了一段山路。“又一次，奇跡般地，我們來到峭壁邊上的一片房子，讓我們進去過夜……”
經過這麼多的“故事”起伏，林徽因終於在1938年元月中旬抵達昆明。他們原計劃進行的“十天艱難的旅程”，實際上走了差不多六個星期。
1938年1月的昆明，林徽因和梁思成借住在翠湖巡律街前市長的宅院裏，鄰居就是張莫若夫婦。之後，楊振聲、沈從文、蕭乾、沈從文的夫人及孩子、楊振生的兒女也都來到了昆明，再加上金嶽霖的那隻大公雞，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個大家庭。
後來，朱自清和另一些朋友也都過來了，大家又開始聚集起來，就像在北平時一樣。林徽因家裏成了大家聚會最常去的地方。朋友們之間相互談論文學和戰事。閑暇之餘，他們還會去逛逛書店，或是品嚐當地的特色小吃。
林徽因的三弟林恒當時也在昆明，正在念航校，會時常來家裏玩。林恒每次來，都會帶來飛機模型、小口哨和那些激動人心的戰鬥故事。蕭乾就是他忠實的聽眾。因為這些故事都是真實的。那些主人公，都是林恒的師兄，而林恒也很快就會成為這些英雄中的一員。蕭乾被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著，林徽因便鼓勵他進行寫作。沒多久，蕭乾就完成了那篇轟動一時的《劉粹剛之死》。
在昆明暫住的那段時期，林徽因詩作的紀事性非常強。比如《對北門街園子》：
別說你寂寞；大樹拱立，
草花爛漫，一個園子永遠
睡著；沒有腳步的走響。
你樹梢盤著飛鳥，每早雲天，
吻你額前，每晚你留下對話，
正是西山最好的夕陽。
又或者是《茶鋪》：
這是立體的構畫，
描在這裏許多樣臉
在順城腳的茶鋪裏
隱隱起喧騰聲一片。
各種姿勢，生活
刻畫著不同的方麵：
茶座上全坐滿了，笑的，
皺眉的，有的抽著旱煙，
老的，慈祥的麵紋，
年輕的，靈活的眼睛，
都暫要時間在茶杯上
停住，不再去擾亂心情！
一天一整串辛苦，
此刻才賺回小把安靜，
夜晚回家，還有遠路，
白天，誰有工夫閑看雲影？
不都為著真的口渴
四麵窗開著，喝茶，
蹺起膝蓋的是疲乏，
赤著臂膀好同鄉鄰閑話。
也為了放下扁擔同肩背
向命運喘息，倚著牆，
每晚靠這一碗茶的樂趣
幽默估量生的短長……
這是立體的構畫，
設色在小生活旁邊，
蔭涼南瓜棚下茶鋪，
熱鬧照樣的又過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