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林徽因住在北京東城北總布胡同三號的四合院時，她家的客廳名為“太太客廳”。當時，一批文壇名流巨子，包括朱光潛、梁宗岱、金嶽霖等，常聚集在這裏，一杯清茶，些微點心，談文學，說藝術，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在“太太客廳”裏，林徽因一直是最活躍的人物，讀詩，辯論，她的雙眸因為這樣的“精神會餐”而閃閃發光。
朋友是林徽因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她的優秀也是因為有他們的欣賞和激勵。這是她生活最優越、最輝煌、生命本身最燦爛的時期，可以說她得到了一個女人應該得到的一切，有一群非常好的朋友定期來家中坐一坐，從事著自己喜歡的事業，和丈夫一塊兒梳理古建築的脈絡，業餘時間寫寫詩，從事一些藝術創作，這些事情都是她自己願意做的事。
當時，知識分子是社會少數、精神貴族，像林徽因這樣受過良好教育才貌出眾的女子，更是鳳毛麟角。她承認自己是受雙文化教育長大的，英語對於她是一種內在思維和表達方式、一種靈感、一個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個“文化林徽因”。但她又不完全是詩人，不完全是建築學家。這樣多側麵多方位的“文化林徽因”，可以融入當時以男性為主的京派知識分子群體，她與他們的交往，構成了一幅很獨特的風景。
當時在林徽因的家裏經常聚會的人員有新月社的詩人們，也有《晨報》副刊的編輯和作者，當然更少不了林徽因、梁思成在學界的親朋好友。這些人大都少年時期飽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青年時期又接觸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學知識，出國留學，又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潤。這個古今知識分子中很特殊的群體，既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詣，又對西方文化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他們所談的無非是學問和藝術，跟參與到社會變革大潮中的公共知識分子相比，少了幾分淩厲，多了幾分閑適。
但抗戰爆發，這個群體的成員或流落雲南西南聯大、或流落到山城重慶、或流落到四川宜賓，他們不為物欲所動，不隨波逐流，在困境中堅守心靈的純淨。那種寵辱不驚的淡泊，讓人看到了一種有別於淩厲浮躁、金剛怒目的精、氣、神，無論穿長袍馬褂，還是西裝革履，同樣有黃鍾大呂、中流砥柱的感覺，有金石氣質。
1932年，林徽因、梁思成夫婦結識了美國朋友費正清和費慰梅夫婦，他們兩家恰巧住在同一條胡同裏，費正清說：“中國對我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梁氏夫婦在我們旅居中國的經曆中起著重要作用。”
那時，林徽因和梁思成才從沈陽回到北平，著手開展營造學社的工作。事業剛剛重新起步，繁重瑣碎的家務又讓林徽因焦頭爛額。當然，林徽因是有仆人的，可是她的一雙兒女、一位封建守舊的母親都深深地依賴著她。傳統觀念讓她做一個賢妻良母，做一個家庭的總管，這些家務事牽扯了她大部分的精力。
費慰梅從西方女性的立場出發，深深地理解林徽因的境況。憑著自己對東西方文化的了解，她準確地指出了林徽因的痛苦所在。她說：
“林徽因當然是過渡一代的一員，對約定俗成的限製是反抗的。她不僅在英國和美國，而且早年在中國讀小學時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國外過的是大學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陽和思成共同設計的也是這種生活。可是此刻在家裏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歸。
“她在書桌或畫板前沒有一刻安寧，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親的幹擾。她實際上是這十個人的囚犯，他們每件事都要找她做決定。當然這部分是她自己的錯。在她關心的各種事情當中，對人和他們的問題的關心是壓倒一切的。她討厭在畫建築的草圖或者寫一首詩的當中被打擾，但是她不僅不抗爭，反而把注意力轉向解決緊迫的人間問題。”
很快，林徽因就和費慰梅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那段時間裏，費慰梅常常來到林徽因家，陪她喝茶，聊天。她們談論的範圍很廣，有時是東西方的文化差異，有時是文學藝術。林徽因還向費慰梅談到了徐誌摩，她會含著眼淚，大段地背誦徐誌摩的詩作。費慰梅當然明白這淚光裏包含了無盡的思戀。
有時，費正清夫婦一起到梁家去，見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太太客廳”朗誦中國的古典詩詞，那種抑揚頓挫、有板有眼的腔調，直聽得客人入了迷。而且，他們還能將中國的詩詞和英國詩人濟慈·丁尼生或者美國詩人維切爾·林賽的作品進行比較。費正清曾和他們談起哈佛廣場、紐約的藝術家及展品、美國建築師弗蘭克·勞埃德·賴特、劍橋大學巴格斯校園。由於費慰梅有修複拓片的愛好，因此與林徽因夫婦更有共同的語言了。
每當林徽因心情不好，費正清夫婦就會帶她去騎馬。林徽因騎馬的姿勢非常優雅，讓這對美國人讚歎不止。為了可以常常騎馬，林徽因還買了一身騎馬裝。穿上這身裝束的她儼然成了一位巾幗英雄。
這段美好的日子讓林徽因印象深刻。在後來寫給費正清夫婦的信中，她回憶道：
“自從你們兩人在我們周圍出現，並把新的活力和對生活、未來的憧憬分給我以來，我已變得年輕活潑和精神抖擻得多了。每當我回想到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驚奇。
“你看，我是在兩種文化教養下長大的，不容否認，兩種文化的接觸和活動對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你們真正出現在我們（北總布胡同三號）的生活中之前，我總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種缺少點什麼的感覺，覺得有一種需要填補的精神貧乏。而你們的“藍色通知”恰恰適合這種需要。另一個問題，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齡都比較大也比較嚴肅。他們自己不僅不能給我們什麼樂趣，而且還要找思成和我要靈感或讓我們把事情搞活潑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