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禮結束後，我和亞當找了家咖啡館坐了下來，各自麵前放著一杯奶茶和一盤三明治，他問道：“那些都是你自己寫的？”
“不是。”
然後，我們兩人沉默了很久，我在等他問我是誰寫的，而且已經想好答案了，但出乎我的意料，他並沒問我。
“我得去看看我爸了。”他突然蹦出這麼一句。
聽他這麼說，我就心滿意足了。
亞當的父親住在聖文森特私人醫院，一個月前，他到這家醫院來看肝病，以為很快就會完事，結果一個月之後，他還待在醫院裏。巴茲爾先生是你能見到的最粗魯的人，如果他不在了，醫生護士們都會好過點兒，但他們還是想方設法保住他的性命。他會咒罵每一個進他病房的人，而且會動手打那些年輕的護士——他把她們稱作“熟果子”，所以沒人敢進他的病房。對於那些不成熟的護士，他就用其他方法來折磨她們。有一次，他正在打電話時，一個護士打擾到了他，那護士就被他潑了一身的尿。他隻準很少的幾個女護工照顧他，這幾個護工讓他覺得凡事都是他自己在做決定。他想讓女人來為他工作，認為她們能更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務，因為他相信女人們具有一心多用的能力，而且天生就有冷酷和現實的特質。除此之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因為總是被認為低男人一等，所以女人們總是希望做得比男人更好，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價值。男人總是心神不定，他需要能集中精力做一件事的人，這件事就是照顧他。他想要，或者說需要把病治好。否則，他就得把這間孤零零的屋子當成是巴茲爾糖果公司的總裁辦公室，來管理這家價值幾十億元的跨國公司了。
照顧他的女護工推開病房的門，我們跟在她後麵走了進去，我瞥見了那個老頭，滿頭卷卷的銀絲梳得整整齊齊，卷卷的花白胡子留得很長，可隻有下巴那裏長胡子，胡子被梳成了尖尖的樣子，就像一支指向地獄的箭。在這間他用來治病的房間裏，沒有任何讓人看起來舒心的東西：三台筆記本電腦、一台傳真機、一個iPad，床上還放了好幾個黑莓和蘋果手機，兩個穿西服的女人擠在他床邊。住在這裏的人看起來完全不像行將就木，反而像是充滿活力和創造激情，回光返照般地恣意嘲笑著死亡。看起來，住在這間屋裏的人在世上還有許多未盡之事，並會不顧一切地完成它們。
“我聽說飛機上在發巴塞洛繆冰激淩筒。”他突然對老一點的那個女人說，“雖然隻是小筒，但如果每人來上一筒，想想吧。”
“是的，他們和愛爾蘭航空公司簽了個合作協議。我想應該是合作一年吧。”
“他們怎麼不在飛機上賣我們的糖呢？簡直太荒唐了。怎麼搞成這樣？這是誰負責的？是不是你，瑪麗？我不是讓你盯緊點兒嗎，都給你說過多少次了？你老是在操心那些該死的馬，你到底還能不能幹好這份工作啊？”
“巴茲爾先生，我當然跟愛爾蘭航空公司談過的，這些年一直在談，主要是他們覺得巴塞洛繆是奢侈品牌，而我們是大眾品牌。我們的產品——”
“不是我們的，是我的。”他打斷道。
她平靜地繼續講著，絲毫沒被他影響：“——在飛機上是有賣的，具體的銷售額是……”她邊說邊翻找著那些文件。
“出去！”他突然用盡全力叫了一聲，除了那個鎮定自若的瑪麗，幾乎屋裏的每個人都被嚇了一跳。“我們在開會，你們來之前該先打個電話。”當時我們是站在一個手推車後麵的，而且我幾乎就看不到他，所以我完全不明白他是怎麼看到我們的。
“走吧。”亞當說完，轉身就要走。
“等等。”我拉住他的手，擋在門口，“我們今天必須做這件事。”我低聲說。
那個護工把一個托盤放在了巴茲爾先生麵前的小桌上。
“這什麼哦？看起來像坨屎。”
那個頭上戴著發網的女人好像已經對他這種無禮的行徑習以為常了，無聊地回答道：“巴茲爾先生，這是牧羊人派。”她帶有很重的都柏林口音，然後，她又換上一種高傲的口氣挖苦道：“副餐沙拉裏配了萵筍和小番茄，還加了片麵包和一些黃油。甜食是果凍和冰激淩，最後來點兒灌腸劑——記得找蘇珊護士要哦。”說完，閃現了一絲笑容後，臉色又變得陰沉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