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主張慎重初戰，力戒浪戰。他說：“用兵之道，先攬大勢，而後下著，不得以目前小勝負為定性也。”“不攻則已，攻則必須破一二堅壘，以寒其膽。”“勿猛追輕進，勿孤立，屢勝之後倍加持重為要。”
於是，此後李鴻章將太平軍在江蘇、上海的據點一個個地拔除，1863年李鴻章為奪取太平軍占據的蘇州，采取“規取遠勢，以翦蘇州枝葉，而後圖其根本”的方針，“張百二十裏大網，四麵兜圍”蘇州，並從陸路水路切斷蘇浙兩省太平軍聯係，使蘇州成為孤城，最終拿下蘇州。
在打太平軍的最後一戰——天京之戰時，李鴻章看出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要獨占功勞，所以拒絕執行朝廷讓他參加天京之戰的任務，朝廷因此責問他，但李鴻章為了將功勞都讓給恩師的弟弟，最終也沒參戰。但他仍舊因在剿滅太平軍中立大功而升官。
在平定太平天國後，李鴻章又參與了鎮壓撚軍的作戰，最終將撚軍敉平。
在他的軍事生涯中，李鴻章很注意發揮近代武器裝備的技術優勢。這點他比曾國藩要強，曾國藩說：“決定戰爭的不是武器，而是人。”李鴻章說：“無論什麼決定戰爭，想到中國武器的低劣，我深覺可恥，每天我都警告和教訓我的軍官，要謙虛謹慎，記住這種羞恥，要他們從西洋人那學會一兩件秘密武器。”他在《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說：“西方人靠槍炮、戰艦的先進能夠在中國橫行，中國的弓矛、火槍、土炮打不過洋人的後膛來複槍，中國的帆船、炮艇打不過洋人的戰艦輪船，故而受製於人。”因此他非常重視對西式武器的購買與製造，他是中國軍隊走向近代化之父，是他組建了中國第一支洋槍裝備的部隊。不僅如此，李鴻章對這一時代火器戰術運用有比前人和同時代人更深刻的認識，為對付以騎兵為主的撚軍，他認為“洋槍隊四麵能打，小炸炮當中排擊，從前英夷擊敗蒙古數萬軍隊亦是如此（八裏橋之戰）”。他強調以密集火力對付移動迅速的撚軍騎兵。在火炮運用上他主張根據特點區別運用。他說不便於機動的大炮決不可用於野戰，而輕便的可伴隨大炮的小鋼炮則作為打撚軍的利器。他用這套理論打撚軍，在一次戰役中以劣勢兵力“擊退援軍十萬，斬首兩萬”。他在製造武器上思想開明，在研製新式武器時一次出事了，炸死20多人，大家都打了退堂鼓，但李鴻章說：“任何新事物的誕生必須要有付出！”
李鴻章雖然是曾國藩的學生，但他在利益觀的問題上卻跟曾國藩有所不同，他是很看重利的，他說：“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於是他對部下說：“隻要事情辦成，論功行賞，封官加爵，決不食言。你們犯的一切小錯我都不過問，一切大錯由我李鴻章承擔。”跟著如此長官誰不盡心？於是許多英才投奔他。
1872年，李鴻章的老師曾國藩去世，此後李鴻章一人身係天下安危，慈禧說：“蒼天有眼，虧得曾國藩走後有李鴻章，李鴻章真能幹呀！”
曾國藩和李鴻章，二人都辦洋務，都鎮壓太平天國，都會打仗，都精通戰略，都是愛國者，都擅長權謀，但二人的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李鴻章說：“大丈夫焉能自翦羽翼？”因此始終抓住大權不放，而曾國藩則屬於功成身退、見好就收的，他說：“俞樾拚命做學問，李鴻章拚命做官。”曾國藩說得不錯，隻是這“拚命做官”卻極易被誤讀。在現代社會，說這個人“拚命做官”，說白了就是“拚命撈錢”，而曾國藩所說的“拚命做官”則是“拚命做事”。鄧小平曾說：“我們共產黨人是來做事的，不是來做官的。”而李鴻章嘛，他應該說：“我是來做事的，當然，為了能做事，我必須有官當，因此，我必須拚命做官。”
人生在世，想為國家做事，就必須做官，越想做大事，就越要做大官，因為隻有手握大權，你才能做大事，不然，空有一腔抱負，卻天天在賣紅薯，又有何用？因此李鴻章是個非常喜愛權力的人。愛權力，看你怎麼看，如果愛權力是為了用大權為國家、為人民多做實事，那麼就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愛權力單純是為了給自己謀福利，為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那麼就是應該鄙視的。顯然李鴻章屬於前者，權力這個東西，奸臣需要，忠臣、能臣更需要，唯有庸臣不需要。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能臣難為無權之官，一個道理。
曾國藩在世時一切責任和罵名都能替李鴻章頂著，當曾國藩一旦去世，李鴻章便成了斷奶的嬰兒，盡管官越做越大，可名聲卻越來越臭，正所謂“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李鴻章自從1862年辦淮軍，獨當一麵，直到1901年去世，40年時間為國做事，也算難能可貴。這40年期間，李鴻章一個人在前麵辦事情，官員們十個人在那掣肘，清流派一百個人在旁彈劾，政敵們一千個人在等著他把事情辦砸後罵他。李鴻章太難了，太難了，他是處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的集三千唾罵於一身的人。李鴻章辦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按時間順序敘述，會很不連貫，現在，就讓我們按海軍、實業、外交等幾個類別，來梳理李鴻章波瀾壯闊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