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總戴一頂頭巾式女帽的老蘇珊·杜布妮嗎？我記得她。”“她也記得你。那是在前幾天一當時你認為最好是到南美去。”“啊，既然你知道，我也不用向你隱瞞了。我發誓，福爾摩斯先生，世界上沒有哪個男人像我愛弗朗西絲女士那樣忠貞，雖然我是個野小子——但我並不比別的年輕人壞，但她潔白如雪的心不能受到絲毫侵犯。所以，當她知道我做過的事，就不願理我，雖然她也非常愛我，也正因此她一直保持著獨身生活。幾年後，我在巴伯頓發了財。這時候，我想我也許能夠找到她，讓她受到感動。我聽說她至今未婚。在洛桑我找到她，並盡了一切努力，沒想到她的意誌隨著年齡增長反而更堅強了，等我第二次去找她，她已經離開洛桑了。我又追到了巴登，沒過多久，我聽說她的女仆在這裏。我是個粗人，脫離那種生活方式不久，所以當華生醫生詢問的時候，我實在無法控製。看在上帝的份兒上，告訴我，弗朗西絲女士現在怎麼樣啦。”
“我們正在調查。”福爾摩斯以極其嚴肅的聲調說，“能告訴我你在倫敦的住址嗎，格林先生？”“到蘭姆飯店就可以找到我。”
“我看你最好回到那裏等著，我們一旦有事可以找你，好不好？我不想讓你空抱希望，但你要相信，我們為了弗朗西絲女士的安全，做什麼都在所不惜。現在沒有別的話要說了。我給你一張名片，以便於和我們保持聯係。華生，你收拾一下行裝，我去拍電報給哈德森太太，希望我們明天七點半鍾能吃上一頓美餐。”
當我們回到貝克街的住房裏時，桌上有一封電報。福爾摩斯看完電報後驚喜萬分。他把電報遞給我，上麵寫著“有缺口或被撕裂過”，拍電報的地點是巴登。“這是什麼？”我問道。“這是答案。”福爾摩斯回答說，“你是否記得，我問過一個好像與本案無關的問題——那位傳教士的左耳，你沒有答複我。”“那時，我早已經離開巴登，根本不能詢問。”
“對。正因為如此，我把寫有同樣問題的信寄給了英國飯店的經理，這就是他的回信。”
“這能說明什麼？”“說明我們要麵對一個極其狡猾、極其危險的人物，親愛的華生。牧師施萊辛格博士是南美的傳教士。他就是享利。彼特斯，是在澳大利亞發跡的一個最無恥的流氓——在澳大利亞已經出現了這些道貌岸然實質肮髒卑鄙的人物。他的看家本事就是利用孤身婦女對宗教的感情去誘騙她們。他那個所謂的妻子是個英國人，叫弗蕾塞，是他的得力幫手。我從他的一貫方式上看破了他的身份，還有他身體上的特征證明了我的懷疑——一八八九年在阿德萊德的一家沙龍裏發生過一次格鬥，他在這次格鬥中受了傷。這位可憐的女士居然落入了這一對惡魔似的夫妻手裏，華生。說她已經死了，很有可能。即使沒有死，無可懷疑地也是被軟禁起來了，已經不能和杜布妮和別的朋友取得聯係。她根本就沒有到達倫敦，這一點是可能的，要不然就是已經經過了倫敦。不過第一種可能未必能成立，因為在歐洲有一套登記製度，外國人要想騙倒大陸警察是不容易的。第二種情況也不可能，因為這幫流氓不大可能在倫敦找到一個地方輕易地把一個人軟禁起來。我的直覺告訴我，她是在倫敦，但我們目前無法說出她在什麼地方，所以隻好采取當前的步驟，養足精力，耐心等待。晚上，我將順便到蘇格蘭場去找我們的朋友雷斯德談一談。”
無論是職業警察，還是福爾摩斯高效的小組，在倫敦數百萬的茫茫人群中尋找這三個人無異於海底撈針，他們無任何形蹤，好像就沒存在過。登廣告試過了，沒用。線索也追過了，一無所獲，對施萊辛格可能常去作案的地方也做過調查，但一無所獲。把他的老同夥監視起來了，可是他們不去找他。一周就這樣毫無效果地過去了，突然黑暗中出現一絲光明。威斯敏斯特路的波汶頓當鋪裏，有人典當一個西班牙的老式銀耳環。典當者是一個臉刮得很光、個子十分高大的人，一副教士模樣。據了解，他用的是假姓名和假地址。沒人注意他的耳朵，但據推測肯定是施萊辛格。
滿臉胡子的住在蘭姆飯店那位朋友為了打聽消息，來了三次。當他第三次來的時候，離這個新發現還不到半個小時。在他那魁梧的身上，衣帶漸寬。由於焦慮，他好像逐漸在衰弱下去。他經常請戰說：“我能不能做些什麼啊！”最後，福爾摩斯終於答應了他的請求。
“他開始當首飾了，我們應當把他抓起來。”“這是不是說弗朗西絲女士已經遭遇不幸了！”福爾摩斯極其嚴肅地搖搖頭。
“也許她現在被看管起來了。很清楚，放走了她，他們就會自尋死路。我們要作好準備，也許會出現最糟的情況。”“我能做些什麼呢？”“那些人認識你嗎？”“不認識。”“如果他再找別的當鋪，我們必須一切從頭開始了。但是，他得到的價很公道，當鋪也沒有向他問什麼，所以如果他急需現錢，他或許還會到波汶頓當鋪去。我寫張條子，介紹你到店裏等候。如果這家夥出現，你負責盯住他，看他老窩在哪兒。不能魯莽，特別不準動武。你要向我保證，除非有我的通知和許可，否則不要隨意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