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人的聰明還是愚鈍，高雅還是粗俗，美還是醜，善還是惡，等等，不決定於自然，而決定於文化。文化素質的高低，是後天的學習和培養的過程，是自我修養和鍛煉的過程。李漁正是講的這個道理。他認為，“文理”就像開門的鎖鑰。不過它不隻管一門一鎖，而是“合天上地下，萬國九州，其大至於無外，其小至於無內，一切當行當學之事，無不握其樞紐，而司其出入者也”。所以，李漁提出“學技必先學文”，而“學文”，是為了“明理”，隻有明理，天下事才能事事精通，而且一通百通。
李漁所講的這個道理是對的。
《絲竹》
“絲竹”者，弦樂與管樂也。李漁認為“絲竹”可以使女子變化情性，陶熔情操。關於“絲”，李漁提到琴、瑟、蕉桐、琵琶、弦索、提琴（非現在所謂西方之提琴）等等，他認為最宜於女子學習的是弦索和提琴；關於“竹”，李漁提到簫、笛、笙等等，他認為最宜於女子學習的是簫。今天管弦樂隊的樂器，當然品種要多得多，一個大型樂隊可以占滿一個大舞台，可以演奏規模宏闊的大型樂曲，各種交響樂、奏鳴曲。不過，這是後話；李漁當時所談的隻是家庭娛樂時的撫琴吹簫而已。
中國古代的琴瑟之樂，乃是文人墨客陶冶性情的雅樂，極富雅趣，就象他們賦詩作畫一樣。因此，人們總是把琴棋書畫並稱。古代的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常常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他們平時講究修身養性，自我完善，而絲竹之樂就成為他們以娛樂的形式進行修身養性的手段。
說到這裏，忽然感到應該思考思考中國音樂與西方音樂的某種差別。--也許這隻是一種皮毛的、浮淺的感受，還沒有深入到理性的層次。
我認為，中國古典音樂從總體上說是一種潺潺流水式的、平和的、溫文爾雅的、充滿著中庸之道的音樂，是更多地帶著某種女人氣質的柔性音樂、陰性音樂，是像春風吹到人身上似的音樂，是像細雨打到人頭上似的音樂，是像仲秋節銀色月光灑滿大地似的音樂，是像處女微笑似的音樂，是像寡婦夜哭似的音樂。講究中和是它的突出特點。《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以及流傳至今受到摯愛的廣東音樂等等，都是如此。而像《十麵埋伏》那樣激烈的樂曲，則較少。
西方古典音樂從總體上說是一種大江大河急流澎湃式的、激烈的、充滿矛盾的音樂，是更多地帶著某種男人氣質的剛性音樂、陽性音樂，是像狂風吹折大樹似的音樂，是像暴雨衝刷大地似的音樂，是像阿爾卑斯山那樣白雪皚皚、雄渾強健的音樂，是像騎士騎馬挎劍似的音樂，是像西班牙鬥牛士般的音樂。強調衝突是它的突出特點。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及其他交響曲是它的代表性風格。即使是舞曲，也常常讓人聽出裏麵帶有騎士的腳步。
西方音樂由於感情的激昂和激烈，矛盾衝突的尖銳，音樂家的生命耗費過大，因而音樂家往往是短命的。
而中國音樂，由於追求平和、中庸，通過音樂而修身養性進而益壽延年，如同通過繪畫、書法修身養性一樣，因而沒有聽說過中國古代的音樂家像西方音樂家那樣短壽。
《歌舞》
此款一開始，李漁就明確講，“教歌舞”是“習聲容”的一種手段：“欲其聲音婉轉，則必使之學歌；學歌既成，則隨口發聲，皆有燕語鶯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學舞也如是：“欲其體態輕盈，則必使之學舞；學舞既熟，則回身舉步，悉帶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李漁此處說的主要是從男權主義立場出發如何調教和培養姬妾的問題，在這裏必須以“習聲容”為目的，以便於將來她們“貼近主人之身”時有“嬌音媚態”，伺候得主人舒舒服服。
對李漁的某些腐朽觀念，必須批判。在這個世界上，女人是男人的人生伴侶，是朋友，是妻子，是母親，是女兒，是愛的對象，是尊敬的對象；而絕不是奴隸，絕不是奴役的對象。有人說，女人是男人的一半，這話也對；但反過來，男人也是女人的一半。離開了女人，男人就不是人；同樣，離開了男人，女人也不是人。隻有男人女人合在一起，才是一個完整的人，一個真正的人。男人是半邊天，女人也是半邊天，男人女人合起來，才共同撐起一個完整的天，才共同構成一個真正的天。
今天，女人和男人的關係，比起李漁那時當然已經有很大不同；雖然男權主義的殘餘還存在。
今天，歌舞在人們心目中的位置也與李漁眼中的“歌舞”很不相同；至少，它不再是李漁所謂姬妾習聲容的一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