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驚歎李漁的才智。
《詞別繁簡》
“詞別繁簡”和後麵的“文貴潔淨”，這兩款前後照應，談賓白如何做到“繁”、“簡”得當；其中道理也適用於整個戲曲和一切文章的寫作。我又一次驚服李漁的高明！他的許多觀點拿到今天也是十分精彩的。
何為“繁”，何為“簡”？這不能簡單地以文字多少而論。李漁有一句話說得特別好：“多而不覺其多者，多即是潔；少而尚病其多者，少亦近蕪。”譬如，由“詩三百”一般四言數句之“簡”，到“楚辭”，特別是屈原《離騷》一般六言、七言，數十句、數百句之“繁”；由《左傳》、《國語》每事數行、每語數字之“簡”，到《史記》、《漢書》一事數百行，洋洋千言、萬言之“繁”，人們既不感到前者太“少”，也並不覺得後者太“多”，這就是它們寫得都很“潔淨”、精粹，話說得得當，恰到好處，沒有多餘的東西。如果以為話說得愈多愈好，文章寫得愈長愈好，“唱沙作米”、“強鳧變鶴”，雜蕪散漫，廢話連篇，如現在某些電視連續劇那樣，一集的內容硬拉為兩集、三集，一部連續劇非要數十集、上百集才完，那真是讀者和觀眾的災難！
必須學會以“意則期多，字惟求少”的標準刪改文章。李漁說：“每作一段，即自刪一段，萬不可刪者始存，稍有可刪者即去。”“凡作傳奇，當於開筆之初，以至脫稿之後，隔日一刪，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魯迅和許多外國大作家也說過差不多同樣的話。魯迅主張把一切多餘的字、詞、句都毫不可惜地刪去，並且盡量不用形容詞；寧肯把小說壓縮為速寫，絕不肯把速寫拉成小說。列夫·托爾斯泰說，“應該毫不惋惜地刪去一切含糊、冗長、不恰當的地方”；“緊湊常常能使敘述顯得更精彩。如果讀者聽到的是廢話，他對它就不會注意了”。契訶夫說：“寫作的技巧，其實並不是寫作的技巧，而是……刪掉寫得不好的地方的技巧。”“把每篇小說都改寫五次，縮短它。”“寫得有才華就是寫得短。”
修改和刪節的結果，就是使得每個字、每個詞、每句話，都用得是地方，即李漁所謂“犬夜雞晨，鳴乎其所當鳴，默乎其所不得不默”。有時候，說不如不說，多說不如少說。列夫·托爾斯泰說：“與其說得過分，不如說得不全。”語言的錘煉工夫是一個很苦的過程。福樓拜談到他寫作的情況時這樣說：“轉折的地方，隻有八行……卻費了我三天。”“已經快一個月了，我在尋找那恰當的四五句話。”中國古代詩人為了錘煉語言也費盡心機：“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賈島），“隻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李頻），“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盧延讓），“日日為詩苦，誰論春與秋”（歸仁和尚）。還有那個為寫詩而嘔心瀝血的李賀。《新唐書·李賀傳》中說，李賀每天一早騎一瘦馬出門，一路吟哦，得句便寫在紙條上投入囊中，暮歸，再補足成一首首詩。他母親十分心疼，說：“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
《少用方言》
使用方言，的確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李漁當年不主張使用方言，是為了戲曲能夠讓不同地區的觀眾都聽得懂。然而方言有時也可以成為塑造形象的有效手段，在現代戲劇、相聲、小品中尤其如此。例如大家所熟悉的牛群等人說的相聲，就用江蘇方言塑造了一個公款吃喝的“科長”形象，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黃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遊擊隊》中的東北方言也收到很好的審美效果。所以，使用方言的功過是非須具體辨析，不可一概而論。
我最感興趣的是李漁在這一節無意中觸及到了創作的一個重要問題，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生活是創作的源泉。他是從對《孟子》中“褐”字如何釋義悟出這個道理來的。李漁認為連博學如朱熹者，對“褐”字也未能甚解，原因何在？在於朱熹生活在南方而不了解北方的生活。李漁遊曆西北，見“土著之民，人人衣褐”，才知道《孟子》“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中“褐”之真義。原來，當地土著，以此一物而總“衫裳襦褲”，“日則披之當服，夜則擁以為衾”，是以“寬博”。由此，李漁幡然大悟：“太史公著書，必遊名山大川，其斯之謂歟！”
創作無絕竅，生活是基礎。大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當然，有了生活並不一定就能創作出好作品來；但是沒有生活肯定不會有好作品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