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讀《閑情偶寄》劄記(5)(2 / 3)

李漁等人的意見是對的。對於中國的戲曲來說,曲、白、科(介)、諢,唱、念、做、打……都是戲曲美創造中不可缺少的有機環節,哪一個都不能忽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對李漁“賓白一道,當與曲文等視”的意見應該予以高度評價。

《聲務鏗鏘》

漢語漢字,真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東西,它常常使外國人琢磨不透。譬如,許多美國人對“中國女排戰勝了美國女排”這一事實的表述大惑不解:“中國隊大勝美國隊”和“中國隊大敗美國隊”居然是一個意思。“不管是‘大勝’還是‘大敗’,反正是你們勝了。”至於漢語的音韻聲調,更是奇妙無窮。在組合一個句子的時候,字的四聲、平仄、清濁、輕重等等不同,讀出來,不但意思大不相同;而且聽起來或逆耳或順耳,美感享受判然有別。字、詞、句子的讀音“輕重”、“清濁”,這在外國語言如英語、俄語中也有,沒什麼稀罕;但“四聲”、“平仄”,則純屬中國特色。在《聲務鏗鏘》中,李漁正是談如何運用“四聲”、“平仄”使得賓白鏗鏘動聽。

中國古代很早就講究音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劄觀樂,當聽到《頌》時,就有“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之讚。《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產論禮,也談到“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國語·鄭語》中史伯也有“和六律以聰耳”和“聲一無聽”之論。《呂氏春秋·仲夏紀》論“適音”談到:“何為適?衷音之適也。何為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大小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劉向《說苑·修文》中說:“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陸機《文賦》說:“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範曄《獄中與甥侄書》說:“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到沈約,中國的語言音律學臻於完備,其《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中說:“夫五色相宜,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這對中國文學語言講究音韻、律調、四聲、平仄等奠定了基礎。中國詩、詞、歌、賦、戲曲等的韻律美,正是通過“四聲”、“平仄”等創造出來的。戲曲常常講“聲情並茂”,那“聲茂”,就是韻律美;而且,不但“唱”要講韻律美,“說”(“白”)同樣也要講韻律美。京劇大師周信芳的道白之美,堪稱一絕,那真是聲情並茂。其情茂姑且不論;其聲茂,那就是運用字音的四聲、平仄、清濁、輕重、緩急、頓挫、高低、抑揚而創造出來的韻律美。你聽他《宋士傑》等戲中的道白,比聽唱還過癮。

不但古典詩詞戲曲講究韻律美,而且現代詩也應該講究韻律美。聞一多的詩之韻律,就常常令人陶醉。我的一位老師高蘭教授是現代著名的朗誦詩人,他就專門研究詩朗誦中,如何通過掌握語言的發聲規律,平上去入、清濁輕重,選配得當,從而創造出高低抑揚、緩急頓挫的韻律美。他不但有理論,而且有實踐。抗戰時,他寫了許多優秀的朗誦詩,在民眾中朗誦,常催人淚下。有一次他朗誦《哭亡女蘇菲》,滿座唏噓,他自己也泣不成聲。直到建國後,在給我們講課時,還常常在課堂上朗誦。那真是一種美的享受。

《語求肖似》

這是一篇談藝術想象的妙文。妙在哪裏?妙在李漁不但能把藝術家進行創造性想象時“為所欲為”、“暢所欲言”的自由馳騁的狀態描繪得活靈活現;而且,還特別妙在李漁揭示出藝術家進行想象時必須具有自覺控製的意識,所謂“設身處地”,代人“立心”。藝術想象,看似無拘無束、絕對自由,“精騖八極,心遊萬仞”(陸機),“思接千載”,“視通萬裏”(劉勰),好象藝術家在想象時完全處於一種失去理智的不清醒的瘋狂的無意識狀態;實則“自由”並非“絕對”,“瘋狂”卻又“清醒”,“無意識”中有“理智”在,即劉勰所謂“神居胸臆,而誌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藝術想象是“醉”與“醒”的統一,是“有意識”與“無意識”的融合。藝術想象好像作家放到空中的一隻風箏,人們看到那風箏伴著藍天白雲,自由自在、隨意飄弋;但是,在放那隻“風箏”時,始終有一根線攥在作家手裏,那“線”,就是自覺的“意識”和“理智”。藝術想象有點像“打醉拳”,亦醉亦醒,半醉半醒,醒中有醉,醉中有醒,表麵醉、內裏醒。全醉,會失了拳的套數,打的不是“拳”;全醒,會失掉醉拳的靈氣,醉意中“打”出來的風采和臆想不到的效果丟失殆盡。李漁既看到“醉”的一麵,所謂“夢往神遊”;也看到“醒”的一麵,即作家對“夢往神遊”的有意識控製。他認為作家必須清醒地為人物“立心”“立心端正者”,要“代生端正之想”;“立心邪辟者,我亦當舍經從權,暫為邪辟之思”。這段話使我想起俄國大作家高爾基關於藝術想象的有關論述。高爾基在《論文學技巧》一文中比較科學家與文學家之不同時說:“科學工作者研究公羊時,用不著想象自己也是一頭公羊,但是文學家則不然,他雖慷慨,卻必須想象自己是個吝嗇鬼,他雖毫無私心,卻必須覺得自己是個貪婪的守財奴,他雖意誌薄弱,但卻必須令人信服地描寫出一個意誌堅強的人。”你看,這兩位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藝術家,在談到藝術想象時,幾乎連用語都一樣,真所謂英雄所見略同。然而,李漁卻早高爾基近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