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如李漁所批評的，單指出某句某字為“務頭”，“俊語可施於上”雲雲，“囁嚅其詞，吞多吐少，何所取義而稱務頭，絕無一字之詮釋”，仍然是糊裏糊塗。倒是李漁以“不解解之”的方法解說務頭，更實在。務頭是什麼？就是“曲眼”。棋有“棋眼”，詩有“詩眼”，詞有“詞眼”，曲也有“曲眼”“一曲有一曲之務頭，一句有一句之務頭。字不聱牙，音不泛調，一曲中得此一句，即使全曲皆靈；一句中得此一二字，即使全句皆健者，務頭也。”換句話說，“務頭”就是曲中“警策”（陸機語）之句，句中“警策”之字；或者說是曲中發光的句子，句中發光的詞或字。“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務頭，就是一曲或一句中的“仙”和“龍”。但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務頭”絕不是可以離開整體的孤零零的發光體，而是整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有了“務頭”，可以使“全句皆健”，“全曲皆靈”。如果作為“務頭”的某句、某字，可以離開“全曲”或“全句”而獨自發光，那就隻能是孤芳自賞，那也就不是該曲或該句的“務頭”；而且，一旦離開有機整體，它自身也必然枯萎。
李漁之後，也有些曲家不同意李漁對於“務頭”的解釋而作出了自己的定義。例如清末民初的吳梅《顧曲麈談》說：“務頭者，曲中平、上、去三聲聯串之處也。如七字句，則第三、第四、第五之三字，不可用同一之音；大抵陽去與陰上相連、陰上與陰平相連，或陰去與陽上相連、陽上與陰平相連亦可。每一曲中必須有三音相連之一、二語或二音（或去上、或去平、或上平，看牌名以定之）相連之一、二語，此即為務頭處。”
吳梅當然是曲中大家。但他對務頭的解說，我總覺得格局太小。吳梅似乎沒有著眼於整體的戲曲美的創造，而是斤斤玩味於某字某詞的平仄清濁。他這樣一解說，務頭完全變成了音律學上的一種技術術語，從操作的角度說，甚至成了一種純粹的技術規程。一比較，單就這個問題而言，我覺得還是三百年前的李漁更高明。
包括戲曲在內的藝術活動，從根本上說乃是一種心靈的創造，情感的迸發，精神的升華，其中常常充滿著靈感的襲擊，無意識、非理性的捉弄。有時候，有心栽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蔭。“感應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陸機）；“意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遏，宛如神助”（皎然）；“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李德裕）；“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陸遊）；“有時忽得驚人句，費盡心機做不成”（戴複古）；“得之在俄頃，積之在平日”（袁守定）；“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趙翼），等等。技巧在這裏須完全化為靈氣；至於機械的技術因素，幾乎沒有什麼地位。
回來說到吳梅的主張。即使戲曲作家完全按照吳梅關於務頭的“技術”要求去做了，就一定能夠創造出聲情並茂的作品來麼？
《閑情偶寄·賓白第四》
中國戲曲既是帶“唱”的話劇，又是帶“說”的歌劇，唱、念（說）、做、打，熔為一爐，有著十分豐富的藝術表現手段。“說”即李漁所說的“賓白”。他對“賓白”高度重視，認為“賓白一道，當與曲文等視”；而且認為，不但“唱”要講韻律美，“說”同樣也要講韻律美。李漁還對包括賓白在內的戲曲語言提出了“文貴潔淨”的要求。此外，李漁在談戲曲語言問題時，還順便談到了藝術想象，並有精彩見解。
《賓白第四》
李漁當年所說的“賓白”，乃與“曲文”相對。如果說“曲文”是“唱”出來的，那麼“賓白”就是“說”（“念”）出來的。中國戲曲中“賓白”與“曲文”並現，是我們的民族特色，為西洋戲劇所無。西洋話劇隻說不唱，西洋歌劇隻唱不說；中國戲曲則兼而有之，又唱又說。
在先秦時代或再前推若幹世紀，我們祖先那裏曾經是樂、舞、詩混沌一體的；後來才逐漸分立，各自成為獨立的藝術門類。然而，事物常常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宋元時代正式形成的戲曲，實際上是把樂、舞、詩（再加上詞和文等等）合在一起而成的藝術新品種。在這裏，樂、舞、詩、詞、文等並不是機械地湊合在一起，而是如化學反應那樣化合在一起。戲曲，其中有樂而不是樂，其中有舞而不是舞，其中有詩而不是詩，其中有詞而不是詞，其中有文而不是文……；它是樂、舞、詩、詞、文……放在一個大熔爐裏冶煉而產生的全新品種。它的名字隻能叫做：戲曲。
“說”何以叫做“賓白”？有三種說法。（一）《戒庵漫筆》曰：“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就是說，賓是對話，白是自白。（二）淩蒙初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在《譚曲雜劄》中引了《戒庵漫筆》上麵那句話後，說“未必確。古戲之白，皆直截道意而已；惟《琵琶》始作四六偶句，然皆淺淺易曉”。他還說：“白謂之‘賓白’，蓋曲為主也。”就是說，賓乃與“主”相對的“賓客”之“賓”，即曲為主，白為賓。其實，早淩蒙初約60年的徐渭也是這樣主張。他在《南詞敘錄》中說：“唱為主，白為賓，故曰賓白，言其明白易曉也。”（三）李漁所持的是第三種意見。他不同意淩蒙初等人“曲”（“唱”）、“白”的主次之分，而是認為“傳奇一事也，其中義理，分為三項：曲也，白也，穿插聯絡之關目也”，三項並重。他還說：“故知賓白一道，當與曲文等視。有最得意之曲文，即當有最得意之賓白。”李漁之前、之後的一些曲家也有與李漁意見相同或相近者。如明代王驥德《曲律·論賓白》中說，賓白“其難不下於曲”，“句子長短平仄，須調停得好，令情意婉轉，音調鏗鏘，雖不是曲，卻要美聽”。明代柳浪館《批評玉茗堂紫釵記·總評》認為，傳奇的“曲、白、介、諢”四個要素中，“詞是肉，介是筋骨，白、諢是顏色。如《紫釵》者，第有肉耳，如何轉動，卻不是一塊肉屍而何！此詞家所大忌”。清代黃振《石榴記·凡例》：“詞曲譬畫家之顏色，科白則勾染處也。勾染不清，不幾將花之瓣、鳥之翎混而為一乎？故折中如彼此應答，前後線索轉彎承接處，必挑剔得如，須眉畢露，不敢稍有模棱，致多沉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