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主腦》
“主腦”這個術語，在中國古典劇論中為李漁第一個使用（明王驥德《曲律》、徐複祚《三家村老委談》中有“頭腦”一詞，與笠翁之“主腦”雖有聯係而不相同），創建之功，不可磨滅。前麵我們曾講到，李笠翁這個老頭兒就是喜歡“自我作古”。此處“古”者，“祖”也。所以，“作古”的意思就是“當老祖宗”。笠翁老兒不過活了七十歲，“以我為祖”的夢做了一輩子；而且他也的確時時把這個夢變成現實，創造了不少“老子天下第一”。這是十分可貴的精神，也是人之本性。正是賴此，人類才能繁衍、發展。若是人人都像老子（老聃，姓李名耳）那樣“不為天下先”，人類大約仍在茹毛飲血。
李漁之“主腦”，有兩個意思：一是“作者立言之本意”（今之所謂“主題”、“主旨”）；一是選擇“一人一事”（今之所謂中心人物、中心事件）作為主幹。
這符合戲曲藝術的本性。眾所周知，中國戲曲和外國戲劇都要受舞台空間和表演時間的雙重限製，單就這一點而言，遠不如小說那般自由。正如狄德羅在《論戲劇詩》中所說：“小說家有的是時間和空間，而戲劇作家正缺乏這些東西。”而中國戲曲咿咿呀呀一唱就是半天，費時更多，也就更要惜時。所以，戲曲作家個個都是“吝嗇鬼”，他們總是以寸時寸金的態度，在有限的時空裏，在小小的舞台上，十分節省、十分有效地運用自己的藝術手段，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藝術魅力。在戲曲結構上，就要求比小說更加單純、洗練、凝聚、緊縮。李漁“立主腦”、“一人一事”的主張於是應運而生。
李漁此論，真真是“中國特色”。西方古典劇論也有自己的主張，與中國可謂異曲同工，這就是“古典主義”的“三一律”。曹禺在1979年第3期《人民戲劇》的《曹禺談〈雷雨〉》一文中說：“‘三一律’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雷雨》這個戲的時間，發生在不到二十四小時之內，時間統一，可以寫得很集中。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在一個城市裏，這樣容易寫一些，而且顯得緊張。還有一個動作統一，就是在幾個人物當中同時挖一個動作、一種結構，動作在統一的結構裏頭，不亂搞一套，東一句、西一句弄得人家不愛看。”
我建議讀者諸君把“立主腦”一款與後麵的“減頭緒”一款參照閱讀。“立主腦”與“減頭緒”實則是一體兩麵：從正麵說是“立主腦”，從反麵說則是“減頭緒”。李漁說：“頭緒繁多，傳奇之大病也。‘荊’、‘劉’、‘拜’、‘殺’（《荊釵記》《劉知遠》《拜月亭》《殺狗記》）之得傳於後，止為一線到底，並無旁見側出之情。三尺童子觀演此劇，皆能了了於心，便便於口，以其始終無二事，貫串隻一人也。”顯然，“減頭緒”是“立主腦”的必要條件，不減頭緒，無以立主腦。
當然，立主腦、減頭緒，也不能絕對化。一絕對化，變成公式，則成謬誤。
我還想指出一點，李漁的“立主腦”、“減頭緒”及其他有關戲曲結構的主張，與他之前傳統文論的重大不同在於，這是地地道道的戲曲敘事理論。說到這裏，我想順便提及中國古典文論的三個發展階段：明中葉以前，主要是以詩文為主體的抒情文學理論，此為第一階段；明中葉以後，自李贄、葉晝起到清初的金聖歎諸人，建立並發展了敘事藝術理論，但那主要是敘事文學（小說）理論，此為第二階段；至李漁，才真正建立和發展了敘事戲曲理論，此為第三階段。此後，這三者同時發展，並互相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