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自“填詞首重音律”至前言終了約七百字），才專談結構問題。李漁是一個喜歡“自我作古”、敢於反傳統的人。這段文字比較突出地表現了李漁的理論獨創性。當然，反傳統不是不要傳統，獨創不是瞎創。在李漁之前，也有人談到戲曲結構。最著名的就是明代王驥德《曲律》之《論章法》中的一段話：“作曲，猶造宮室者然。工師之作室也，必先定規式，自前門而廳、而堂、而樓，或三進、或五進、或七進，又自兩廂而及軒寮，以至廩庾、庖湢、藩垣、苑榭之類，前後、左右、高低、遠近，尺寸無不了然胸中，而後可施斤斫。作曲者，亦必先分段數，以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後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後可施結撰。”還有淩蒙初《譚曲雜劄》：“戲曲搭架（即指結構、布局－－引者），亦是要事，不妥則全傳可憎矣。”祁彪佳《曲品》：“作南傳奇者，構局為難，曲白次之。”但是，他們談的，一是比較簡略，一是往往把戲曲當作詩文，以詩文例解戲曲，而不把戲曲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看待，沒有突出戲曲的特點。李漁顯然吸收了他的前輩的某些優秀論點而加以發展、創造。李漁的“獨先結構”，不是像前人那樣擺脫不掉詩文“情結”，而是高舉著戲曲獨立（不同於詩文）的大旗，自覺而充分地考慮到戲曲作為舞台敘事藝術的特點。因為戲曲不是或主要不是案頭文字，它重在演出。演員要麵對著觀眾，當場表演給他們看，唱給他們聽。所以戲曲結構既要緊湊、簡練，又要曲折動人，總之，要具有能夠抓住人的手段和魅力。這就要求戲曲作家從立意、構思的時候起即煞費苦心，在考慮詞采、音律等問題之前首先就特別講究結構、布局，即李漁所謂“如造物之賦形，當其經血初凝，胞胎未就，先為製定全形，使點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勢”；“袖手於前，始能疾書於後”；“有奇事，方有奇文”，“命題”佳，才能“揚為繡口”。
這也就是“結構第一”的道理。
《戒諷刺》
這一款的主旨是談“文德”。
中華民族是一個道德文明特別發達的民族。如果說古代西方文明最突出的是一個“真”字，那麼，古代中國文明最突出的則是一個“善”（道德）字。我們的古人（主要是儒家）特別講究“內聖外王”。所謂“內聖”，其中一個重要因子甚至可以說核心因子就是道德修養。聖人必然是道德修養極高的人。自身道德修養高（再加上才、膽、識等其他條件），威望就高，便能一呼百應，成就一番“王”業。倘“內”不“聖”（無德、缺德），那麼，“外”也就“王”不起來。
所以，按照中華民族的傳統，無論哪行哪業，為人處事首先要講的就是“德”。除了“王者”要有“為王之德”以外；其他如寫史的，要有“史德”；作文的，要有“文德”；唱戲的，要有“戲德”；經商的，要有“商德”；為官的，要有“政德”……甚至，連很難同道德二字聯係起來的小偷，都有他們那個“行業”的“道德”規範。關於“史德”，中國古代就有董狐、南史這樣非常光輝的樣板。春秋時晉國史官董狐不怕威脅直書“趙盾弑其君”，一直被人們稱道；春秋時齊國史官南史，在聽到大夫崔杼弑君（莊公）、而太史兄弟數人前仆後繼直書“崔杼弑其君”先後被殺後，仍然執簡前往，準備冒死書寫，也是曆代史家的典範。這就是不畏強暴而“秉筆直書”的“史德”。
李漁倡導的是“文德”。他反對以“文”（包括戲曲）為手段來“報仇泄怨”，達到私人目的：“心之所喜者，處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變以淨醜之形，且舉千百年未聞之醜行，幻設而加於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為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他提出，“凡作傳奇者，先要滌去此種心腸，務存忠厚之心，勿為殘毒之事”；“以之勸善懲惡則可，以之欺善作惡則不可”。這就是“文德”。中國古代曆來將“道德”與“文章”連在一起，並稱為“道德文章”，這實際上內涵著對“文德”的提倡和遵從。寫文章的第一要務是“修德”，至於“練意”、“練句”、“練字”，當在其次。道德好是文章好的必要條件。德高才會文高。有至德才會有至文。屈原的《離騷》之所以成為千古絕唱，文天祥的《正氣歌》之所以感人肺腑……中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上那些光輝篇章之所以曆久而彌新，根本原因在於這些詩詞文章是它們的作者道德人格的化身。未有其人缺德敗行，而其文能流傳千古者。魯迅的文章之最使我感動者，在於他的文中能令人見出其真誠的人格，特別是他無情的解剖自己（看到自己“皮袍下麵的小”）。巴金的可敬，也特別在於他敢於講真話（有“講真話的大書”五集《隨想錄》為證）。對於巴老來說，講真話不隻是“敢不敢”的膽量問題，而是他的道德人格的真實流露問題，所謂“君子坦蕩蕩”是也；正如李漁在《〈覆瓿草〉序》中談到人品與文品的關係時所說：“未讀其文，先視其人……其人為君子，則君子之言矣。”巴金，真君子也。李漁說：“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撰為倒峽之詞，使人人讚美，百世流芳；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四書、左、國、史、漢諸書，與大地山河，同其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之人、輕薄之子，廁於其間乎？”的確如此。當然，“文德”是曆史的、具體的；時代不同，“文德”的標準不會完全相同。我們今天的作家應當繼承曆代作家優秀“文德”傳統，不欺世、不媚俗、不粉飾、不誹謗、不為美言所誘惑、不為恫嚇所動搖，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以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做人和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