邇來衣服之好尚，有大勝古昔，可為一定不移之法者；又有大背情理，可為人心世道之憂者，請並言之。其大勝古昔，可為一定不移之法者，大家富室，衣色皆尚青是已。青非青也，元也。因避諱，故易之。記予兒時所見，女子之少者，尚銀紅桃紅，稍長者尚月白，未幾而銀紅桃紅皆變大紅，月白變藍，再變則大紅變紫，藍變石青。迨鼎革以後，則石青與紫皆罕見，無論少長男婦，皆衣青矣。可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變之至善而無可複加矣。其遞變至此也，並非有意而然，不過人情好勝，一家濃似一家，一日深於一日，不知不覺，遂趨到盡頭處耳。……反複求之，衣色之妙未有過於此者，後來即有所變，亦皆舉一廢百，不能事事鹹宜，此予所謂大勝古昔，可為一定不移之法者也。至於大背情理，可為人心世道之憂者，則零拚碎補之服，俗名呼為‘水田衣’者是已。衣之有縫，古人非好為之，不得已也。人有肥瘠長短之不同，不能像體而織，是必製為全帛，剪碎而後成之，即此一條兩條之縫，亦是人身贅瘤，萬萬不能去之，故強存其跡。讚神仙之美者，必曰‘天衣無縫’，明言人間世上，多此一物故也。而今且以一條兩條廣為數十百條，非止不似天衣，且不使類人間世上，然則愈趨愈下，將肖何物而後已乎？推原其始，亦非有意為之，蓋由縫衣之奸匠，明為裁剪，暗作穿窬，逐段竊取而藏之，無由出脫，創為此製，以售其奸。不料人情厭常喜怪，不惟不攻其弊，且群然則而效之。毀成片者為零星小塊，全帛何罪，使受寸磔之刑？縫碎裂者為百衲僧衣，女子何辜，忽現出家之相？
李漁在這段話的後半部分所談的“水田衣”，是就衣服的式樣、形製而論衣服的流變，並認為這種變化自崇禎末年始。李漁給“水田衣”以否定的評價，也許自有其道理。但理由並不充分，似乎也並不正確，表現出相當大的片麵性。其一，“水田衣”作為一種樣式流行，為那麼多人所接受和喜愛，自有其社會的、文化的和審美的原因和合理性，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縫衣之奸匠”的個人行為所致。我沒有見過“水田衣”實際上是個什麼樣子，但從李漁的描述看，其特點是縫多、片雜。這種特點是不是為了剪裁得更合人體的輪廓、更符合審美的要求呢？是不是表現了當時人們某種新的審美趣味和審美追求呢？其二，李漁還談到這種“水田衣”的流行“常有關於氣數”，即象征明朝的統一江山被割為碎片、“土崩瓦解”，這不僅牽強附會，而且近於迷信了，完全不可取。
這段話的前半部分談衣服色彩的流變，倒是十分精彩，不失為真知灼見之言，而且留下了有價值的曆史資料。李漁描述了從兒時到寫作《閑情偶寄》時大約五十年間衣服流行色的變化情況。李漁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他出版《閑情偶寄》大約在六十歲左右，即康熙十年（1671）。他的所謂“兒時”，大約是萬曆末年（1610-1620左右），那時少女衣色“尚銀紅桃紅”，“稍長者尚月白”；過了幾年，大約是泰昌（1620-1621）、天啟（1621-1627）年間，由“銀紅桃紅皆變大紅，月白變藍”；再過些年，大約到崇禎年間（1628-1644），“則大紅變紫，藍變石青”；清朝建國（1644）之後，“石青”與“紫”已經非常少見，“無論少長男婦，皆衣青矣”。衣服色彩流變的原因很多，有政治的和文化的變化，民族間的相互影響，審美趣味自身的演變，等等。例如，中國曆史上因政權的變動導致衣服色彩的變化，就不少，某一朝代的統治者往往崇尚某種顏色，並進行色彩“專政”，強行規定色彩的貴賤高低。秦代服色尚黑，囚徒穿赭色衣服。魏文帝定九品的官位，“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隋尚赤。唐尚柘黃，等而下之為紅紫、藍綠、黑褐，以白為賤；普通百姓不許用鮮明色彩。宋朝官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明朝則以皇帝的姓氏的朱為最高貴的顏色。官方對衣服色彩的硬性規定和大力提倡，必然對某個時代或時期服裝色彩的流行產生影響。李漁所描述的明末清初數十年間民間女子服裝色彩的流變，曆史學家、服裝史專家可以通過精心考證和研究，科學說明其原因和意義。此刻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李漁指出服色流變的無意識因素，即他所謂“並非有意而然，不過人情好勝，一家濃似一家，一日深於一日，不知不覺，遂趨到盡頭處耳”。李漁此論，深有見地。不隻是服裝色彩的流變，而且服裝式樣、形製的流變，也都有無意識因素在起作用。現代的服裝美學家們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日本板倉壽郎在《服飾美學》中就指出“流行是受人們的非理性感情支配的”“有時盡管是有害於健康的流行，但也製止不了，18世紀（歐洲）婦女使用的緊身胸衣，恐怕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法國，還流行一種用莫斯林的質地軟薄的絹綢做成的長袍，腰線緊靠胸部之下，表現出布料柔軟的特點。“但是，當時許多人為了趕時髦，在冬季也穿這種薄薄的長袍，因此不少人患了肺炎，被叫做‘莫斯林病’。於是，1803年終於在巴黎釀成了一場流行性感冒。可見，流行是個多麼違反理性的東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