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衣服，一般地說首先是要“舒適好用”；其次，在“舒適好用”的同時要求“美觀耐看”。前者是衣服的實用性，後者是衣服的審美性。譬如說，夏天的衣服要求穿上涼快；冬天的衣服要求穿上暖和；軍人的衣服要求富有隱蔽性，所以在色彩上避免使用惹眼的顏色而取同土地相近的黃色或同草木相近的綠色；騎馬民族的衣服就要短，以便於騎射，等等。在我國春秋戰國時代，漢族一般是穿較長的“深衣”；但北方少數民族多騎馬，所以他們的衣服（“胡服”）特征是衣長至膝，腰束郭洛帶，用帶鉤，穿靴。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頒胡服令，推行胡服騎射，這就說明當時漢族學習少數民族騎馬，不得不改革服製，以便於實用。但是，在講究實用的同時，還要講究衣服的美。在世間一切生命存在形式中，惟有人是懂得審美的族類。誠然，動物似乎也有“美麗”的“衣服”（鳥的好看的羽毛，獸的好看的皮毛）；但是，那隻是它們自然選擇的結果--或者是為吸引異性，或者是出於自我保護，同人類按美的規律設計、裁剪、製作、穿著衣服完全是兩碼事。而且，動物羽毛或皮毛的美，完全是人“加”在動物身上的，是人的意義的投入，人的價值的輻射。在動物自己的眼裏，無所謂美醜。日本板倉壽郎在《服飾美學》中曾經引述了弗裏克·吉爾《衣服論》中一段十分精彩的話：“其他動物雖然大多數也穿著美麗的‘衣服’，但從來不是自己裝扮自己。雖然有為適應不同的氣候、風土而更換‘衣服’的動物，但是為滿足自己去更換衣服的，除了人以外，其他動物都不能做到這一點。”這裏說的“自己裝扮自己”，就是審美活動；為了“滿足自己”、“裝扮自己”而製作衣服並不斷更換衣服，就充分地表現了衣服的審美性。
一般地說，衣服既要講究實用性，又要講究審美性；好的衣服，應該是實用和審美的完美結合。李漁既注意到衣服的實用，同時又注意到衣服的審美。譬如，在談到“青”色衣服的優點時，說它“宜於體而適於用”。“宜於體”，指其“合體”，和諧，即美觀；“適於用”，即實用。再如，在談到“雲肩”時，他說：“雲肩以護衣領，不使沾油，製之最善者也。但須與衣同色，近觀則有，遠視則無，斯為得體。”雲肩的實用性在於保護衣領“不使沾油”，但同時又要注意使它“得體”，即美觀。李漁關於實用與審美關係談得最好的，是談女人裙子的這段話：“裙製之精粗，惟視折紋之多寡。折多則行走自如，無纏身礙足之患，折少則往來局促，有拘攣桎梏之形；折多則湘紋易動，無風亦似飄颻，折少則膠柱難移，有態亦同木強。故衣服之料，他或可省，裙幅必不可省。古雲：‘裙拖八幅湘江水。’幅既有八，則折紋之不少可知。予謂八幅之裙，宜於家常；人前美觀，尚須十幅。蓋裙幅之增，所費無幾，況增其幅必減其絲。惟細瀔輕綃可以八幅十幅，厚重則為滯物，與幅減而折少者同矣。即使稍增其值，亦與他費不同。”顯然，李漁既強調裙子“行走自如，無纏身礙足之患”的實用性，又強調其“湘紋易動，無風亦似飄颻”的審美性。他要求把兩者完美結合起來。要做到既實用又美觀，在設計、裁剪、製作裙子時，關鍵是掌握好“折紋之多寡”。隻要折紋適宜，則實用、審美兩全；而折紋不恰當，則實用、審美兩傷。李漁此論，深有見地，表明他十分了解衣服的本性，對衣服的美學規律也有確切的把握。這對我們今天的服裝設計師和製作者，以及服裝美學家，仍有啟示意義。
這裏，我們還要介紹一下李漁有關服裝的流變和流行色問題的思想。
服裝從來不是凝固不變的。本節的開頭部分，我們簡略談到中國服裝的發展史，讀者可以看到服裝隨社會風尚、民族交融、經濟發展、當權者的提倡、審美文化的變化等而不斷變化。外國的情況大體亦如是。世界各民族的服裝基本都是從“包纏型”向“縫製型”發展；就穿著方式上看，大體又是從“套頭型”向“前開型”發展。但對此又不可“膠柱”，印度婦女服裝至今仍保留著“包纏性”習慣；而各種“套頭型”衣衫，尤其是內衣，至今仍層出不窮。從美學角度說，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審美風尚，很難論優劣高低；但從曆史文化內涵和製作技術的精粗、簡單與複雜等方麵來看，還是大有不同的。古希臘的基本服裝“希頓”（CHlTN）和包纏型長衣“希馬純”（HlMATlON），同現代西裝相比，雖然就美的風格來說各有千秋，但就技術水平來看，卻差別很大；尤其應該看到它們是不同曆史時代、不同文化氛圍的產物，包蘊著各自不同的曆史、文化、審美內涵。
李漁是注意到服裝隨社會文化和審美風尚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情況的。關於這種變化，他是從服裝的形製、款式和服裝的顏色兩個方麵來把握的。我們前麵曾提到李漁論述女人裙子時，點到“近日吳門所尚‘百襇裙’”和吳門最新式樣的“月華裙”，對這兩種式樣的裙子，從審美、實用和經濟角度作了評述，並且同古代的“石榴裙”作了對比。李漁從自己的道德取向、文化立場和審美趣味出發，對裙子形製和款式的變化作出了或肯定或否定的價值判斷。在另外的地方，李漁更詳細地談到服裝的流變問題。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