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李漁認為，同一件衣服，富貴者服之章其富貴，貧賤者服之章其貧賤，有德有行與無品無才之人，其為章身也亦然。他這個看法也有些絕對和片麵，我並不讚同。但是其中表露出來的這樣一種思想卻是值得重視的，即強調衣服穿著中人的主體地位和主體作用。也就是說，李漁認為在衣服穿著（其實也應該包括衣服的設計和製作）中，人，主體，具有決定意義，具有主導意義。而這裏所謂人具有決定意義、主導意義，根本上又不是指人的外表而是指人的內在心靈，指人的精神實質，指人的品格、德性、文化素養等等所具有的決定意義和主導意義。服裝應該為人服務、為主體服務；服裝應該服從於人、服從於主體；服裝應該與人、與主體融為一體，而且是在保證人的主體地位的前提下與人融為一體。從這個意義上說，服裝的確應該是人的第二層皮膚，服裝與人的肉體和靈魂一起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有機的形象。
如何使服裝成為人的第二層皮膚？如何使服裝與人融為一體，成為完整的有機的形象？如何創造出服裝美？這裏麵有許多美學道理需要探討。在這方麵，李漁有不少思想給我們以啟發。
關於創造服裝美，李漁提出的一個重要美學原則是衣服必須“與人相稱”、“與貌相宜”。李漁說：
婦人之衣，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貌相宜。綺羅文繡之服，被垢蒙塵，反不若布服之鮮美，所謂貴潔不貴精也。紅紫深豔之色，違時失尚，反不若淺淡之合宜，所謂貴雅不貴麗也。貴人之婦，宜披文采，寒儉之家，當衣縞素，所謂與人相稱也。然人有生成之麵，麵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試取鮮衣一襲，令少婦數人先後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麵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相稱之別，非衣有公私向背於其間也。使貴人之婦之麵色不宜文采，而宜縞素，必欲去縞素而就文采，不幾與麵為仇乎？故曰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貌相宜。大約麵色之最白最嫩，與體態之最輕盈者，斯無往而不宜：色之淺者顯其淡，色之深者愈顯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嬌，衣之粗者愈形其嬌。
在上麵的這段文字中，李漁提出的“貴潔不貴精”當然也是需要注意的。質料、形製、款式、做工再高貴再精細的衣服，如果弄得皺巴巴、髒兮兮的，也無美可言。清潔是美的必要條件之一。這個道理一說就明白，不需要花費多少口舌和筆墨去論證。需要花力氣去闡發的是李漁所說的衣服必須與人相稱、與貌相宜的問題。
李漁在這裏所提出的“相稱”、“相宜”，正好表達了古典美學的一個根本法則：和諧為美。這種美學思想在一定的曆史範圍裏曾經居主導地位，而現在也並未完全失去意義--至今還有一位和諧美學的倡導者和闡發者，山東大學的周來祥教授。主張和諧為美，的確說出了一定的道理，至少可以作為一家之言。周先生的和諧美學認為：和諧為美，不和諧就不美，反和諧就醜。和諧不限於形式，它包括形式的和諧，內容的和諧，內容與形式的和諧統一，審美對象和審美主體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個體與社會的和諧，集中體現於全麵和諧發展的人。李漁的思想屬於中國古典和諧美學的範疇，他的思想當然不會有今天和諧美學家這樣完備，也不可能達到今天的高度。但在三百年前李漁用“相稱”、“相宜”等和諧原則來規範服裝美，的確抓住了服裝美的關鍵和要害之處。就李漁所生活的時代環境和曆史文化氛圍而言，不和諧、不“相稱”、不“相宜”的服裝，不美。例如，李漁認為當時所謂“水田衣”，故意“毀成片者為零星小塊”，把衣服剪裁成“零拚碎補”的樣子，破壞了形式和諧原則。而且李漁稱這種衣服“大背情理”，“為人心世道之憂”，迎合了某些人的“厭常喜怪”的癖好。就是說，這種“水田衣”不僅破壞了形式的和諧，也破壞了內容的和諧，所以它不美。
李漁認為，隻有和諧的服裝，隻有與人相稱，與貌相宜的服裝，才美。
仔細考察起來，可以看到李漁的所謂“相稱”、“相宜”，包括以下方麵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