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人已能織造很薄的綢子和提花幾何紋錦、綺、羅，服裝樣式多是上穿短衣下著裙裳。
西周服裝重視“禮製”，等級分明，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上衣下裳的基本形製已經形成。春秋戰國工藝發展，服裝材料和樣式“百花齊放”。形製分兩式：一是“深衣”（把以前各自獨立的上衣下裳合二為一，卻又保持一分為二的界線），它在剪裁時已注意人的體形；一是“胡服”，說明各民族服裝的交流和相互影響。
秦漢衣料除錦繡外，已有繪花織物。“深衣”也有發展。例如西漢女子深衣有“直裾”和曲裾（三角斜襟式）兩種，曲裾式下裳部分麵積加大，靜立時懸垂貼體，走動時腳步自如，美觀實用。漢代上層人物禮儀性服製繁多，史書記載皇帝和群臣的禮服、朝服、常服等有二十餘種。
魏晉南北朝戰亂不息，服裝在變易中發展。魏初，文帝定九品官位製，“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部分文人則蔑視禮法，寬衫大袖，散發袒胸，“褒衣博帶”成為魏晉風尚。南北朝民族交融，北方民族的短衣打扮漸成主流；而拓跋魏推行華化政策，率“群臣皆服漢魏衣冠”。
隋唐時期，服裝高度發展。絲綢衣料品種花色繁多，彩錦、刺繡、印染、泥金繪畫等應有盡有。官服用不同顏色區分等級，用不同花紋表示官階。隋代朝服尚赤，戎服尚黃，常服雜色；唐代貴柘黃，紅紫、藍綠、黑褐等而下之，白色最賤（由此更進一步證明我在前麵已經論述過的觀點：政治對審美的滲透）。隋唐女裝則富時裝性，宮廷爭奇鬥豔，民間效尤而形成風氣，從宮廷傳開的“半臂”，袖長齊肘，身長及腰，領口寬大，袒露上胸，表明女子對精神羈絆的衝擊和對美的大膽追求。
趙宋建國，曾頒定服製，“衣服遞有等級，不敢略相陵躐”，但大體承續唐製。女裝卻不同於唐風，講究瘦長，以顯身材苗條；新式的旋襖、胡服等，新穎、大方、素雅。由於清明掃墓必穿白色衣裙，又流行“孝裝”，以一身縞素為美。
遼、西夏、金等少數民族婦女翻領胡服，領間刺繡精美；或穿窄袖交領袍衫，長齊足背。
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服飾華麗。並規定高級官服用鮮明紅彩織錦，以花朵大小定品位高低；下級辦事人員隻準用檀褐色羅絹。平民禁用龍鳳紋樣，隻許用暗色紵絲，至元二十二年（1285）還令“凡樂人、賣酒的、當差的，不許穿好顏色衣”。
朱明王朝曾力圖消除元代蒙古族服製的影響，把元代的高級禮服定為最低賤的差役服，並“悉命複衣冠如唐製”。但，因明朝皇帝姓朱，遂以朱為正色。百姓服飾承襲傳統，品種豐富；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出現了一種長身背心，名“馬甲”，在青年女子中尤為流行。用色方麵，平民妻女隻能衣紫、綠、桃紅等色，不得用大紅、鴉青、黃等色。但隨著棉布紡織的發展，至萬曆年間，華麗服飾幾乎遍及黎庶。此外，朱元璋還欽定“四方平定巾”和“六合一統帽”，寓意四海升平，天下歸一。
清朝滿族統治者規定官服為長袍加外褂，前後開襟，當胸釘石青補子一方；冠為“緯帽”，視品級高低安上不同顏色、質料的“頂子”，帽後拖一束孔雀翎。女子服飾質料品種和樣式豐富。漢族婦女在康熙、雍正時仍興小袖衣和長裙。滿族婦女在宮廷和王室穿旗袍。
李漁生活於明末清初。李漁所承受的是中華民族發展了上萬年的服飾文化傳統和成果。他在當時的服飾文化氛圍中形成了自己一係列服裝美學觀點，對服裝的本質和文化內涵，對服裝製作和穿著的美學規律，對服裝的流行色等等，提出了許多至今仍未失去價值的見解。
服裝已有上萬年的曆史，但是，服裝究竟是幹什麼用的--護體？遮羞？審美？服裝的本質究竟如何把握？至今卻仍然眾說紛紜；而且，今後人們恐怕還會繼續探討和思索。
三百年前的李漁對服裝的性質、作用和社會文化內涵作了自己的解釋。他是通過對“衣以章身”這句話的詮詁來展開自己的思想的。
“衣以章身”，請晰其解。章者著也，非文采彰明之謂也；身非形體之身，乃智愚賢不肖之實備於躬，猶“富潤屋，德潤身”之身也。同一衣也，富者服之章其富，貧者服之益章其貧；貴者服之章其貴，賤者服之益章其賤。有德有行之賢者，與無品無才之不肖者，其為章身也亦然。設有一大富長者於此，衣百結之衣，履踵決之履，一種豐腴氣象，自能躍出衣履之外，不問而知為長者。是敝服垢衣亦能章人之富，況羅綺而文繡者乎？丐夫菜傭竊得美服而被焉，往往因之得禍，以服能章貧，不必定為短褐，有時亦在長裾耳。“富潤屋，德潤身”之解，亦複如是。富人所處之屋，不必盡為畫棟雕梁，即居茅舍數椽，而過其門入其室者，常見蓽門圭竇之間，自有一種旺氣，所謂“潤”也。公卿將相之後，子孫式微，所居門第未嚐稍改，而經其地者覺有冷氣侵入，此家門枯槁之過，潤之無其人也。從來讀《大學》者未得其解，釋以雕鏤粉藻之義，如其言，則富人舍其舊居，另覓新居而加以雕鏤粉藻；則有德之人亦將棄其舊身，另易新身，而後謂之心廣體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