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既然人作為主體，具有最高的價值；既然，首飾美歸根結底是人的美；既然首飾的審美價值高低，決定於它在創造儀容美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和產生的效果；那麼，在首飾與人的關係上，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首飾必須為人服務”這樣一個命題，也就是李漁所著重強調的：必須“以珠翠寶玉飾人”，而不能“以人飾珠翠寶玉”。但是，人們卻往往把這個關係弄顛倒了。李漁所處的那個時代如此，至今也仍然常有這種情況發生。常有這樣的俊男倩女：佩戴首飾不是為了益媚，而是為了誇富。他（她）們十指戴滿金戒指或鑽石戒指，滿頭都是珠光寶氣的首飾。仿佛首飾的金錢價值就是他（她）們的人身價值。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她）們佩戴首飾，隻是為了驚世駭俗、惹人注目，而不是為了創造儀容美，如李漁當年所批評的：“止談妝飾之離奇，不及姿容之窈窕”。這實在是首飾佩戴中的兩大誤區。一方麵，他批評了那種佩戴首飾“不論美惡，止論貴賤”的傾向。另一方麵，他提出：“女子一生，戴珠頂翠之事止可一月，萬勿多時。所謂一月者，自作新婦於歸之日始，至滿月卸妝之日止。隻此一月，亦是無可奈何。父母置辦一場，翁姑婚娶一次，非此豔妝盛飾，不足以慰其心，過此以往，則當去桎梏而謝羈囚，終身不修苦竹矣。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此二物者，則不可不求精美。”李漁這裏說的，可能有些誇張。但總的精神是可取的，即絕不可把“戴珠頂翠”作為生活的主要內容和目的，以至成為“桎梏”和“羈囚”；而應該使首飾佩戴給人們“增嬌益媚”，成為美化人們的生活的恰如其分的手段。
前麵我們引述李漁關於“時花數朵”與“珠翠寶玉”的比較那段文字時，有兩句話使我非常振奮和驚歎，即李漁認為二者“非止雅俗判然，且亦生死迥別”。就是說，在李漁看來，一般人心目中“珠翠寶玉”可能價值千金，而“時花數朵”則不值幾文；但從審美意義上說，孰輕孰重則又全然相反：“珠翠寶玉”可能死氣沉沉、缺乏魅力，而“時花數朵”則可能生機勃勃、勾魂攝魄。總之，看似平常的“時花數朵”可能審美價值更高，至少不會因其經濟上的“賤”而造成其審美上的“低”。
那麼，“時花數朵”的審美價值表現在何處，來自哪裏？李漁將其同“珠翠寶玉”相比較，指出兩點：一是“雅俗判然”，一是“生死迥別”。關於“雅俗”，人們談得很多，並無什麼出奇之處；特別令我振奮和驚歎的是“生死”這個命題。李漁認為，“時花數朵”的審美價值高就高在“生”上。
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思想；而由三百多年以前的李漁提出來，則更顯得了不起！“生”是什麼？“生”就是生機，生動；“生”就是活，是活蹦亂跳，是活潑；“生”就是活潑潑的生命，是有呼吸的、活動著的生命，是向上的、生長著的、流動著鮮紅血液的生命。而生命，則是美的最主要的標誌。
德國古典美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席勒曾提出過一個著名命題：美就是活的形象。在席勒看來，審美活動是一種遊戲衝動。“遊戲衝動的對象，還是用一個普通的概念來說明，可以叫做活的形象；這個概念指現象的一切審美的性質，總之，指最廣義的美。”
十九世紀俄國革命民主主義美學家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曾提出一個著名命題：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們在那裏麵看得見依照我們的理解應當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東西，凡是顯示出生活或使我們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而生活的反麵是死亡。如果說美是生活，那麼死亡的、衰落的東西則不美，或者就是醜。車氏解釋說：“活著到底比不活好：但凡活的東西在本性上就恐懼死亡，恐懼不存在，而愛生活。”
李漁所說的“生”，與席勒所說的“活的形象”、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的“生活”，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美是與“生”、與“活的形象”、與“生活”聯係在一起的。這是李漁美學思想的精彩之點、深刻之處。李漁正是從“生”這一點著眼，指出“時花”的審美價值所在。李漁說：“《清平調》之首句雲：‘名花傾國兩相歡。’歡者喜也，相歡者，彼既喜我，我亦喜彼之謂也。國色乃人中之花，名花乃花中之人，二物可稱同調，正當晨夕與共者也。”這裏，李漁把花比之於人，也就是把花作為一種生命對待，花之美也正來之於生命。時花（鮮花）作為一種生命存在，用作首飾戴在婦人頭上，就增加了一種生機勃勃、生動活潑的生命氣息，因而美。李漁說：“富貴之家，如得麗人，則當遍訪名花。植於閫內，使之旦夕相親，珠圍翠繞之榮不足道也。晨起簪花，聽其自擇，喜紅則紅，愛紫則紫，隨心插戴，自然合宜，所謂兩相歡也。寒素之家，如得美婦，屋旁稍有隙地，亦當種樹栽花，以備點綴雲鬟之用。”總之，頭上插戴鮮花，是一種生命表現，是一種美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