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反複闡述了這樣一個思想：人之美或醜，不僅在於外表長得漂亮與否，更在於其內在文化素質是高雅還是粗俗，更在於其內在的才、德是卓越還是平庸，更在於其是否有識見、明道理，更在於其言談舉止、音容笑貌是否透露出內在的優美（這一點，在前麵談“態度”時已論及，此不重複）。而這，就必須依靠內在的修容，必須有意識地進行內在的修容。李漁在《聲容部》的《習技第四》的小序中，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作了辯駁，指出才與德並不矛盾：“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敗行，貪淫之婦，何嚐曆曆知書？”他主張才與德俱備，人，包括女子，既要才高，又要德厚，既要注意才的培育，又要注意德的修養，總之，必須進行全麵的內在修容。
如何進行內在的修容？李漁認為，關鍵在於有文化、明道理。他說：“天下萬事萬物，盡有開門之鎖鑰。鎖鑰維何？‘文理’二字是也。尋常鎖鑰，一鑰止開一鎖，一鎖隻管一門；而‘文理’二字之為鎖鑰，其所管者不止千門萬戶。蓋合天上地下，萬國九州，其大至於無外，其小止於無內，一切當行當學之事，無不握其樞紐，而司其出入者也。此論之發，不獨為婦人女子，通天下之士農工賈，三教九流，百工技藝，皆當作如是觀。以許大世界，攝入‘文理’二字之中，可謂約矣，不知二字之中又分賓主。凡學文者，非為學文，但欲明此理也。此理既明，則文字又屬敲門之磚，可以廢而不用矣。天下技藝無窮，其源頭止出一理。明理之人學技，與不明理之人學技，其難易判若天淵。然不讀書不識字，何由明理？故學技必先學文。然女子所學之文，無事求全責備，識得一字，有一字之用，多多益善，少亦未嚐不善；事事能精，一事自可愈精。予嚐謂土木匠工，但有能識字記賬者，其所造之房屋器皿，定與拙匠不同，且有事半功倍之益。人初不信，後擇數人驗之，果如予言。粗技若此，精者可知。甚矣，字之不可不識，理之不可不明也。”這段話說得非常明白：“學文”、“明理”是進行內在修養的主要途徑和基本內容。隻有學文明理，才是“聰明之所發，思路之由開”的最好契機。李漁在自己的戲曲、小說作品中所創造的那些美女的形象，不僅外表漂亮，更重要的是他們讀書識禮，能詩會畫。如《風箏誤》中詹淑娟就是這樣一位才貌雙全的高雅秀美的女子，她的美，主要來自於文化素質和道德品質的修養；而她的姐姐之所以醜，不是外表難看，而是素質粗俗，才與德都有重大缺陷，用現在人們常用的一句貶人語就是：“沒文化”。
前麵我們曾經介紹了李漁在《選姿第一》中關於“態度”對女子之美的重要性的論述，指出美女之所以具有“移人”的魅力，根本在於她的“態度”。但是，在那裏，李漁把“態度”說得有點神秘，似乎“態度”是一種“不可解說之事”，而且，“態自天生，非可強造”。其實，“態度”並不神秘，“態度”亦非天生。“態度”不過是後天培育、熏陶、修養的結果，也就是內在修容的結果。在《習技第四》中李漁強調通過學文明理進行內在修容來創造美，可以說彌補了他前論之不足。現在可以更明確地說，李漁在《選姿第一》中所說的給女子帶來無窮魅力的“態度”，根本是一個人的文化品德的素養，或者說是基於這種文化品德的素養而自然而然外現出來的精神風貌、氣韻風度。而李漁現在所強調的內在修容，正是通過學文明理來提高文化品德的素養，來培育和創造美的精神風貌、氣韻風度。
當然，內在修容主要途徑是學文明理卻不僅僅在於學文明理，而是還有其他途徑，例如歌舞。李漁指出：“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習聲容也。欲其聲音婉轉，則必使之學歌；學歌既成，則隨口發聲，皆有燕語鶯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體態輕盈，則必使之學舞；學舞既熟，則回身舉步，悉帶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古人立法，常有事在此而意在彼者，如良弓之子先學為箕，良冶之子先學為裘。婦人之學歌舞，即弓冶之學箕裘也。後人不知，盡以聲容二字屬之歌舞，是歌外不複有聲，而征容必須試舞，凡為女子者，即有飛燕之輕盈，夷光之嫵媚，舍作樂無所見長。然則一日之中，其為清歌妙舞者有幾時哉？若使聲容二字，單為歌舞而設，則其教習聲容，猶在可疏可密之間。若知歌舞二事，原為聲容而設，則其講究歌舞，有不可苟且塞責者矣。”這就是說，學習歌舞不是為歌舞而歌舞，而是要把歌舞看作是進行內在修容的手段和途徑。通過歌舞，可以培育人的美好性情和氣韻風度，使人變得更加優雅可愛。關於音樂、歌舞塑造人的靈魂、性情的力量，我們的祖先早巳注意到，並且十分重視。孔子就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荀子也說：“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之為文。樂中平則民和而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另外，《毛詩序》也談到“詩”（主要是民歌）“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巨大作用。這些論述，主要是在強調“樂”對社會對人生的總體作用。那麼，具體到個人，就是樂對於每一個人所發生的塑造靈魂、陶冶性情、美化心靈的作用。李漁所看重的，正是音樂、歌舞在這方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