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都可以甚至都需要修容、化妝。
以上是我們對李漁“所謂‘修飾’二字，無論妍媸美惡，均不可少”這一命題的現代美學詮釋。
其次，李漁在強調了修容的必要性之後，還通過對曆史上和當時現實生活中修容的審美實踐進行考察，提出了修容須要注意的幾條美學原則，在今天看來，這些原則也還有借鑒意義。
第一，李漁認為修容必須恰當。所謂恰當，也就是修容必須遵循適當的度，用李漁的話說就是“止當如此，不可太過，不可不及”，即恰如其分。李漁說：“今世之講修容者，非止窮工極巧，幾能變鬼為神”，“然一時風氣所趨，往往失之過當，非始初立法之不佳，一人求勝於一人，一日務新於一日，趨而過之，致失其真之弊也”。這種“窮工極巧”導致的“過當”、“失真”，就破壞了修容所需遵循的恰如其分的度。譬如，“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楚王好高髻，宮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宮中皆全帛”。李漁分析了中國曆史上所流傳的這幾句順口溜，指出其中的問題正是破壞了修容所應遵守的度。李漁說：“細腰非不可愛，高髻大袖非不美觀，然至餓死，則人而鬼矣。髻至一尺，袖至全帛，非但不美觀，直與魑魅魍魎無別矣。此非好細腰、好高髻、大袖者之過，乃自為餓死，自為一尺，自為全帛者之過也。”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李漁還有一個思想很值得重視，即他反對人們修容中所表現出來的某種“隻顧趨新，不求合理，隻求變相，不顧失真”的病態審美趨向。李漁並不反對“新”與“奇”本身，相反，他反對盜襲窠臼而提倡創新。他認為，“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稱也”，“戛戛乎陳言務去，求新之謂也”；他還提出傳奇“非奇不傳”的命題。但是，“新”、“奇”必須以合情合理為前提、為基礎。必須“新而妥，奇而確”，也就是符合“人情物理”，妥帖恰當。一旦修容隻講新奇，以至新而欠妥、奇而不確，導致過當、失真，那便走向了美的反麵，變美為醜了。順便說一句，一味追求新、奇，以為“新”的就是美的，“奇”的就是美的，恐怕是古今中外人們的審美實踐中常常存在的一個誤區。中國古代從先秦以至李漁所生活的清代是如此，外國亦如此。其實，“新”、“奇”並不是美的標誌，“新”、“奇”並不等於美，“舊”也並不等於醜。蔡特金在《回憶列寧》中記述了列寧這樣一段話：“我們是過分熱心的‘繪畫破壞者’。即使美術品是‘舊’的，我們也應當保留它，把它作為一個範例，推陳出新。為什麼隻是因為它‘舊’，我們就要撇開真正美的東西，拋棄它，不把它當作進一步發展的出發點呢？為什麼隻是因為‘這是新的’，就要像崇拜神一樣來崇拜新的東西呢？那是荒謬的，絕頂荒謬的！”直至今日，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仍然存在著隻以“新”、“舊”來論美、醜的不良傾向。列寧上邊這段話應該對我們具有啟示意義；而研究李漁的美學思想，注意到李漁反對“隻顧趨新，不求合理”的意見，也會對我們有借鑒意義。
第二，李漁認為修容必須“自然”。用李漁的原話來說就是：“古人之妝，全用自然，毫無造作”。所謂“全用自然，毫無造作”，就是要求儀容的修飾必須符合“人情物理”，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必須按照“美妁規律”行事，不論是就內容美來說，還是就形式美來說，都須如此。有人說，美是真與善的統一，美應當既合規律性又合目的性，這話是有道理的。合規律性，是屬於“真”的範疇裏的問題；合目的性，是屬於“善”的範疇裏的問題。李漁常說的“人情物理”四字，“人情”是善的問題，“物理”是真的問題；“人情”偏重於美的內容，“物理”偏重於美的形式。“人情物理”兩者結合在一起，就是“自然”。違反了“人情物理”，就是違反了美的規律，就是不“自然”或日“失真”。李漁以當時女人發型為例，對違反“人情物理”的不“自然”現象進行了批評：“竊怪今之所謂‘牡丹頭’、‘荷花頭’、‘缽盂頭’，種種新式，非不窮新極異，令人改觀，然於當然應有、形色相類之義，則一無取焉。人之一身，手可生花，江淹之彩筆是也；舌可生花，如來之廣長是也；頭則未見其生花，生之自今日始。此言不當然而然也。發上雖有簪花之義，未有以頭為花，而身為蒂者；缽盂乃盛飯之器，未有倒貯活人之首，而作覆盆之像者，此皆事所未聞，聞之自今日始。此言不應有而有也。群花之色，萬紫千紅，獨不見其有黑。設立一婦人於此，有人呼之為‘黑牡丹’、‘黑蓮花’、‘黑缽盂’者，此婦必艴然而怒，怒而繼之以罵矣。以不喜呼名之怪物，居然自肖其形，豈非絕不可解之事乎？吾謂美人所梳之髻，不妨日異月新，但須籌為理之所有。理之所有者，其像多端”。這就是說，修容、化妝，必須做到“當然而然”、“應有而有”，符合“人情物理”，執行“自然”之道。而那種“牡丹頭”、“荷花頭”、“缽盂頭”等“種種新式”，恰恰是“不當然而然”，“不應有而有”，違反了“自然”之道，有乖於“人情物理”。李漁認為，“牡丹頭”、“荷花頭”、“缽盂頭”等等不自然、失真，因而不美；那麼，什麼樣的發型才是“自然”呢？他認為：“古人呼發為‘烏雲’，呼髻為‘蟠龍’者，以二物生於天上，宜乎在頂。發之繚繞似雲，發之蟠曲似龍，而雲之色有烏雲，龍之色有烏龍。是色也，相也，情也，理也，事事相合，是以得名，非憑捏造，任意為之而不顧者也。”因而，他主張女人發型應該呈“雲”狀、“龍”狀才自然、合理，他並且設計出許多酷肖“雲”之型狀和“龍”之型狀的具體樣式，諸如“飛龍”、“遊龍”、“伏龍”、“潛龍”、“戲珠龍”、“出海龍”之類，還不厭其煩地說明製作這些發型的具體操作規程。但是，恰恰在這裏，李漁違反了自己提出的“全用自然，毫無造作”的美學原則，顯得矯柔造作，有乖“自然”之道。請看他怎麼樣使頭發做得像龍的：“肖龍之法：如欲做飛龍、遊龍，則先以己發梳一光頭於下，後以假發製作龍形，盤旋繚繞覆於其上。務使離發少許，勿使相粘相貼，始不失飛龍、遊龍之義。”可以想見，這樣製作出來的“飛龍”、“遊龍”，多麼不自然！這與李漁所諷刺的“牡丹頭”、“荷花頭”等有什麼兩樣？總之，李漁提出的修容必須“自然”的原則是對的，但所設計的具體發型樣式和操作規程卻又與自己的原則相矛盾，這一點，我們不可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