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還對文藝的發展變化與社會、時代的發展變化的關係進行了探索，提出自己的看法：即“文運關乎世運”。李漁在《論唐兵三變唐文三變》中說：“唐兵愈變而愈弱，唐文愈變而愈雄。由此觀之，則文運關乎世運之言，幾不驗矣。其故何哉？曰：尚武之世，文運必衰，以士君子恥弄毛錐，盡以建功立業為誌，故文風不競，兵氣有以勝之也。賤武之朝，文運必勝，以士大夫厭談兵事，各以著書立言為心。”明眼人一看便知，李漁的具體論述是不科學的--文運與世運的關係絕非如此簡單。但是他畢竟還是把文運與世運聯係起來加以考察，因而是有進步意義的。從這種“文運關乎世運”的觀點出發，李漁就能得出“填詞非末技，乃與史傳詩文同源而異派者也”的結論，因為各個時代都有適應於那個時代的文學，時代發展了，文學也跟著發展。戲劇--元曲、明清傳奇，也是它自己那個時代的產物，就如同“經莫盛於上古，是上古為六經之運；史莫盛於漢，是漢為史之運；詩莫盛於唐，是唐為詩之運；曲莫盛於元，是元為曲之運”。李漁的這種觀點，對於“視詞曲為小道”的傳統的偏見，是一種挑戰，對於提高戲劇藝術的社會地位，無疑具有積極的、進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