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隻是唱詞要講究音樂美，賓白同樣有音樂美的問題。重視賓白並且注意賓白的音樂美，是李漁的又一突出貢獻。李漁說：“世人但以音韻二字用之曲中，不知賓白之文更宜調聲協律；世人但知四六之句，平間仄，仄間平，非可混施疊用，不知散體之文，亦複如是。”因此，必須注意使賓白符合語言的發音規律，平上去入，清濁陰陽，選配使用得當，使賓白顯出高低抑揚、緩急頓挫的音樂美，真正做到有經驗的老藝人們常說的“像歌唱一樣道白”，字字鏗鏘，句句動聽。
當然，音律問題是藝術形式問題，講究音律之所以必要，根本上是為了更完美地表達藝術內容。如果離開了這個目的，孤立地、片麵地去追求音律，那就會走到邪路上去。在明代，就音律與詞采的關係、以至於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問題，臨川派與吳江派發生了一場爭論。王驥德曾評述這場爭論說：“臨川之於吳江，故自冰炭。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臨川尚趣，直是橫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齚舌。”王驥德對吳江派的評價基本正確，而說臨川派屈曲聱牙，令歌者齚舌，卻未必完全妥當。吳江派的沈璟的確是重音律、輕詞采，“毫鋒殊拙”，以至忽視內容，有形式主義的傾向，他說：“寧律協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葉，是曲中之工巧。”而臨川派的湯顯祖，則主張“凡文以意趣神色為主。四者到時，或有麗詞俊語可用。爾時能一一顧九宮四聲否？如必按字模聲，即有窒滯進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不錯，湯顯祖也曾說過“餘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的話，但那是因為憤慨於沈璟對他的《牡丹亭》進行竄改而一時的過激之詞。他的傳奇，還是注意了音律的。隻是他並非專講音律，而是更注意讓音律服從詞采的需要，讓形式服從內容的需要。這個主張是合理的。李漁作為精通音律的專家，基本上繼承了湯顯祖的觀點，重詞采而又不輕視音律。他把詞采放在音律之前，以明“才技之分”。他說：“文詞稍勝者即號才人，音律極精者終為藝士。”正因為如此，李漁既重視音律，又強調戲劇語言的音樂美，在理論的建樹上就超過了他的前輩。
我們幾次提到戲劇語言像詩而又不同於詩。其最主要的不同之點，在於戲劇語言必須充滿著動作性，必須刻畫人物，必須個性化。老舍說，戲劇必須“借著對話寫出性格來”。首先，劇作家用劇中人物充分個性化的語言表現各個人物的性格；其次，運用兩個或更多人物的對話描繪第三者。郭沫若的話劇《屈原》第四幕一開始，就通過嬋娟、釣者和老媼三人的對話，對屈原的性格進行了描繪。《丹心譜》中的周總理，他作為該劇中不出場的重要人物，是通過方淩軒夫婦和其他人物的口進行描繪的。但是，另一方麵，戲劇作家又不能像小說家那樣直接站出來說話，也不能代替人物說話，或讓人物代替自己說話，或如馬克思批評拉薩爾在《濟金根》中所做的那樣：“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每個人物所講的話，都必須符合他的性格。這恐怕是任何戲劇都必須遵守的普遍原則。狄德羅就曾指出，莫裏哀戲劇中的“每個人隻管說自己的話，可是所說的話符合於他的性格，刻畫了他的性格”。我國古典戲劇美學中所說的“當行”，也包括要求戲劇語言必須個性化，必須描寫人物性格的意思在內。例如，臧懋循在《（元曲選）序二》中，就從演員必須惟妙惟肖地刻畫人物的角度，談了“當行”的問題。他說：“行家者，隨所妝演，無不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優孟衣冠，然後可與於此。故稱曲上乘首曰當行。”所謂“摹擬曲盡”，其手段，一方麵固然是通過演員的動作；另方麵，也不能不通過演員的台詞。試想，如果每個人物的台詞不充分個性化，不“身當其處”，能夠收到上述的藝術效果嗎？
李漁是充分地注意到了戲劇語言的個性化問題的。他一再強調，台詞必須“說何人，肖何人”，“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像這樣強調戲劇語言必須著力刻畫人物、必須寫出各個人物的不同的個性，並且論述得如此透辟的，李漁在中國古典戲劇美學史上是第一個人。為什麼要“說何人，肖何人”，張三的話與李四的話不能相同呢？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張三的確不同於李四，而張三、李四，又都不同於王五。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獨特的個性特點，有與眾不同的音容笑貌、習慣嗜好、心理狀態、思想方式、作風氣派，表現在語言上，也就有自己獨特的說話的方式，以至於特殊的語氣、腔調，所謂“生旦有生旦之體，淨醜有淨醜之腔”。總之，現實生活中每個人物的語言都是個性化的，彼此不相雷同的，人們常常可以從各人的語言上辨別出他們各自不同的性格；作為現實生活的審美反映，戲劇藝術自然也應該通過每個人物的不同語言，描寫出他們不同個性。戲劇作家在語言方麵的才能，常常表現在能“使每個人物的台詞具有嚴格的獨特性和充分的表現力”。讓人物通過自己的口說出隻有他才能說出的話，對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內心世界，進行自我解剖，自我揭露。例如，《西廂記》中那個成人之美、勇敢、潑辣、機智、爽朗的婢女紅娘所說的話，就不同於那個溫柔、深情、有較高的文化修養的貴族小姐鶯鶯所說的話；同樣地，她們兩個的話，又不同於那個誠懇、熱情、而又有濃厚的書生氣的張生所說的話。他們每個人的語言都是個性化的，都用自己的話對自己的性格進行充分的自我展覽、自我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