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十分珍視李漁留給我們的戲劇美學遺產。
李漁論戲劇的審美特性
在《李漁論戲劇真實》中，我們已經考察了李漁關於戲劇真實問題的一係列重要見解。然而，如前所說，戲劇的真實性問題盡管重要，卻並不就是戲劇藝術的一切，也不能代替一切。優秀的戲劇藝術作品跟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一樣，不但必須是“真”的，同時還必須是“善”的和“美”的。真善美三者緊密結合，融為一體，造成完美的戲劇形象，發生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李漁從自己的世界觀和審美理想出發，不但十分重視戲劇的真實性（真），同時也十分重視戲劇的社會效用（善），十分重視戲劇的審美特性（美）。李漁對於戲劇的審美特性的認識，在當時的曆史時代，超過他的前輩、乃至同輩戲劇理論家，其中有些思想至今仍然閃耀著光彩。
沒有審美便沒有藝術，投有審美便沒有戲劇。然而，自從戲劇產生以來，經過了一段頗長的曆史過程，人們才對它的根本性質、尤其是它的審美特性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這個認識今後還將不斷發展。在我國，戲劇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門類，如前所述大約在宋代已經正式形成；但是，直到雜劇大繁榮的元代，人們對戲劇的審美特性的認識，還是相當簡略和粗疏。元代的兩部重要的戲劇論著《青樓集》和《錄鬼簿》，隻是著重於許多戲劇、曲藝演員以及書會才人、“名公士夫”的戲劇、散曲作家的生活和生平事跡的記述，沒有對戲劇本身的特性作係統的理論闡發。明代，戲劇論著蜂起，論家輩出，對戲劇的審美特性的認識，才比較深入和細致，但常常缺乏係統性、理論性。清初，李漁在他的《閑情偶寄》等著作中，吸收了前人的許多好的見解，對戲劇的審美特性，包括戲劇與其他藝術門類的不同特點，進行了相當深刻和完整的理論闡述。
強調戲劇必須通過能夠傳神的藝術形象來發揮自己的社會效用，特別是強調戲劇不同於詩、文等其他藝術樣式的舞台性特點，以及由於舞台性特點而產生的特殊的審美效果，這是李漁論戲劇的審美特性問題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
一般地說，包括戲劇在內的一切藝術，都是把形象性作為自己審美特性的基本標誌之一，--也就是說，一切藝術都必須通過似乎目可見、耳可聞、手可觸的感性形象打動人，通過能夠傳達出人物或事物的內在神情的活的形象感染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並不自李漁始，他以前的許多藝術理論著作，早已有了相當精辟的闡發。例如，陸機《文賦》中所謂“窮形而盡相”，劉勰《文心雕龍·神思》中所謂“窺意象而運斤”、“神用象通”，鍾嶸《（詩品）序》中所謂“指事造形，窮情寫物”，等等，說明在六朝時候，許多文學理論家就已經非常注意藝術的形象性特點。這時的繪畫理論更進了一步，不但拄意了藝術的外在的形象性特點，還注意到外在形象必須傳達內在精神，即神似。例如顧愷之提出“傳神寫照”，謝赫提出以“氣韻生動”為核心的繪畫“六法”，等等。唐、宋以後，不但畫論，而且文論、詩論以及其他藝術理論，都對“離形得似”、以形傳神、神似等問題作了大量論述，這已經成為中國古典美學中十分突出的普遍流行的觀點。李漁吸收了前代美學理論中的這些精彩見解，豐富了自己的戲劇美學思想。例如，他強調填詞、寫戲及其他藝術創作，“非對眼前寫景，即據心上說情，說得情出，寫得景明，即是好詞”，強調藝術形象的鮮明性、具體可感性。他還堅決反對藝術創作中的“書本氣”、“道學氣”、“禪和子氣”，反對抽象說教，這就從反麵強調了戲劇藝術的形象性的重要。此外，如前麵我們曾經提到的，李漁還將戲劇創作比為“畫士之傳真，閨女之刺繡”，要求戲劇家既要避免外在形態上的不似，又要防止內在神情上的失真。這就是說，李漁不但注意了形似，還注意了神似。李漁在“重機趣”條中還指出：“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氣。”表明他更加重視神似，特別強調傳神的重要。李漁的上述思想，顯然可以看到前代美學家們關於形似、神似、以形傳神等理論對他的影響。
但是，李漁並沒有停留在他的前輩的水平上，而是從研究戲劇藝術的特殊規律出發，對戲劇藝術的審美特性有了更深入的理性認識，獲得了新的創造性的成果，在中國戲劇美學史上做出了突出貢獻。
戲劇，按其本性來說是一種舞台藝術，是要通過演員把一段人物故事表演給人們看的。在戲劇的萌芽和隻具雛形的時代，就已經表現出了這一特點。例如，漢代的“百戲”如《東海黃公》，就由優人扮飾黃公和猛虎，把人與虎的搏鬥等故事情節表演出來。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這種表演性的藝術形式又不斷發展--史料中提到較多的是北齊的情況。《舊唐書》中說：“代麵出於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麵美，常著假麵以對敵。嚐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揮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唐《教坊記》也有類似描述：“大麵--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皃若（有的本子隻作一“貌”字--杜）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為假麵，臨陣著之，因為此戲，亦入歌曲。”近代王國維先生之所以稱北齊之歌舞劇為“後世戲劇之源”，也應該是看重其“著假麵”“為此舞以效其指揮擊刺之容”的表演特點。唐《教坊記》和《樂府雜錄》中還記述“踏謠娘”和“缽頭”的情況，也表明它們由優人表演故事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