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為了避免別人誤解他的傳奇即諷刺誰，曾在《閑情偶寄·詞曲部》“戒諷刺”條中記錄了他的一件趣事：“予向梓傳奇，嚐埒誓詞於首。其略雲：加生旦以美名，原非市恩於有托；抹淨醜以花麵，亦屬調笑於無心；凡以點綴詞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為有樣之葫蘆。”但是，盡管有這樣的誓詞在先，“而好事之家，猶有不盡相諒者，每觀一劇，必問所指何人。”這個現象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戲劇真實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戲劇雖不同於生活，卻又不能不密切相關於生活，是從生活中加工、提煉的結果。戲劇中所“幻設”的“一事”，“喬命”的“一名”，並非純屬偶然的一人一事，而是必然的本質的反映。因此，戲劇中所創造出來的某一成功的藝術形象，雖不就是某一個人，卻非常像同類的許多人，表現了他們的共同特征，從而具有普遍意義，發生廣泛的教育作用。魯迅曾經說，他寫小說的時候，盡量去掉那些可能被誤解為有意指誰的地方，使之普遍化，而這樣一來，雖避免了得罪某一個人，卻得罪了更多的人。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然而，產生這樣的效果，卻正是藝術的天職，是由藝術的本性所決定的。藝術家大可不必做什麼聲明，發什麼誓詞。
戲劇真實的這些特點表現在創作過程中特別是現實主義的戲劇創作中，就是戲劇的反映生活不是鏡子似的平麵的反映，不是照像式的自然主義的反映，不是曆史流水賬似的有聞必錄、毫無遺漏的記載；而是在一定世界觀指導下對生活有選擇、有概括的改造製作過程，是一個自始至終離不開虛構與想象的形象思維過程，也即如陸機所說“思接幹載”、“視通萬裏”、“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如劉勰所說“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的過程，是一個“打碎生活又複製生活”的過程，或如李漁自己所說“先以完全者剪碎，其後又以剪碎者湊成”的過程。李漁對戲劇真實產生過程中的這些特點，特別是作家思維活動的特點，有很生動的描述（當然也可能夾雜著一些神秘主義的因素）。他說，作家在創作中，可以“上天入地，作佛成仙，無一不隨意到”“我欲作官，則頃刻之間便臻榮貴，我欲致仕，則轉盼之際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間才子，即為杜甫李白之後身，我欲娶絕代佳人，即作王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則西天蓬島即在硯池筆架之前，我欲盡孝輸忠，則君治親年，可躋堯舜彭篯之上。”作家的想象力真好像了無涯際，似乎“無法無天”，不受任何約束。而且，“神魂飛越，如在夢中，不至終篇，不能返魂收魄”。
但是，作家創作過程中的想象活動是否真的沒有任何製約，如無根的蓬草，任颶風吹向天涯海角，隨其所終？或者如脫韁的野馬，任其漫無目的地馳騁？當然不是。如果真以為李漁是這樣看待想象活動的，那就曲解了李漁的思想。李漁所說的想象並不是這個樣子，而是有規律、有邏輯的--這是藝術想像的邏輯。在李漁看來，想象再奇特，再廣闊，也不能越出“人情物理”所允許的範圍，也不能不受生活法則的製約。即：既出尋常視聽之外，又在人情物理之中。藝術想象似乎完全是虛幻的，但必須“幻中有真”；如果幻中無真，則純屬夢囈，與藝術創造無涉。李漁下麵一段文字，頗為精彩地說出了真正的藝術想象的特點，絕不可忽視：“須知暢所欲言，亦非易事。言者心之聲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夢往神遊，何謂設身處地？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當舍經從權，暫為邪辟之思；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一人，肖一人……”顯然，李漁所說的藝術想象--“夢往神遊”，其目的性很明確，是為了遵循著生活本身的運行邏輯，“設身處地”地想像各種人物（不論“立心端正者”，還是“立心邪辟者”）的內心世界，進入他們的靈台深處，準確地把握他們各自的性格特點，並且依據他們性格本身的邏輯發展，作各種合理的推想，以便寫出他們會說的話、會做的事，創造出性格鮮明獨特而又真實可信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