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李漁所說的傳奇之“奇”，即是指“新”“新即奇之別名也。”他認為傳奇創作就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不斷“脫窠臼”的過程。這裏也貫串著從生活出發的基本思想。當時傳奇創作中存在著一種因襲模仿、蹈人窠臼的壞風氣，李漁對此深惡痛絕：“吾謂填詞之難，莫難於洗滌窠臼；而填詞之陋，亦莫陋於盜襲窠臼。吾觀近日之新劇，非新劇也，皆老僧碎補之衲衣，醫士合成之湯藥，取眾劇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即是一種傳奇。但有耳所未聞之姓名，從無目不經見之事實。語雲：‘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以此讚時人新劇，可謂定評。”盜襲窠臼，隻知向前人的作品中去尋找題材和主題，這就必然拋開現實生活這個無限豐富的源泉，走一條從概念出發的創作道路。而李漁則主張創新。他說：“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稱也。而文章一道，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陳言務去，求新之謂也。至於填詞一道，較之詩賦古文，又加倍焉。非特前人所作，於今為舊，即出我一人之手，今之視昨亦有間焉。昨已見而今未見也，知未見之為新，即知已見之為舊矣。”這裏所說的創新，實際上正是提倡從生活出發，把眼睛盯在日新月異的生活上麵，去不斷地發現，不斷地創造。同時，李漁要求戲劇作家不但絕不蹈襲別人，而且也不應重複自己。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大體是這樣的意思：我昨天的作品，是對昨天生活的寫照；及至今日，生活又發展變化了，又需以新的形式表現今天的新的生活內容。總之，要不斷地、永遠地堅持從生活出發的原則，而且要緊緊跟上生活的日新月異的步伐，一刻也不脫離它。
堅持從生活出發，就必須反對不顧生活邏輯、對人物情節進行為所欲為的主觀臆造。李漁認為，特別惡劣的是那種為了“報仇泄怨”達到個人目的而任意編造人物的行為：“心之所喜者，處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變以淨醜之形，且舉千百年未聞之醜行，幻設而加於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為定案。”對此，李漁給予強烈譴責。
在這裏，李漁又提出了作家主觀的思想、品德與傳奇作品的真實性之間的關係問題。李漁當然是從封建階級的利益出發，要求傳奇作家立意端正，“務存忠厚之心”，以發揮傳奇“勸善懲惡”、“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弭災之具”的社會效用；但是，李漁畢竟是看到了作者主觀上的思想品德對作品真實性的影響。中國過去的史家常常講寫史要有“史德”--嚴格地按曆史本來麵貌記述史實。那麼，李漁在這裏所說的，實際上是類似於“史德”的“文德”--作家絕不可以主觀的私心歪曲客觀真實。作者主觀對戲劇真實的影響，可以有兩種情況：一是作者的立場、世界觀和認識水平、觀察能力的局限，對生活真實把握不到或把握不深；二是作者缺少應有的“文德”，為了個人目的或小集團私利而故意歪曲生活真實。李漁特別重視後一方麵。他說：“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撰為倒峽之詞，使人人讚美，百世流芳；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四書’、‘左’、‘國’、‘史’、‘漢’諸書，與大地山河，同其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之人，輕薄之子，廁於其間乎？”又說：“未讀其文，先視其人……其人為君子，則君子之言矣。”李漁此論，也是對我國古典美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漢代的王逸在論述屈原的作品時，就指出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的品德，使他的《離騷》“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陸機也指出作者心懷高潔（“心懍懍以懷霜，誌眇眇而臨雲”）是創作的重要條件之一。這是我國古典美學的優秀傳統之一，應該繼承下來。封建時代的一些進步作家還要講“文德”，那麼我們的作家，則更要講“文德”熱愛生活，熱愛人民，品德要高尚，世界觀要正確，立意要端正，態度要嚴肅，要能夠深刻地把握現實生活的運行邏輯，並且嚴格遵循藝術創作的固有規律，直麵現實，忠實於生活，不欺世，不媚俗，不粉飾，不誹謗，不為美言所誘惑，不為恫嚇所動搖，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
戲劇創作必須從生活出發，按照生活的本來麵目描寫生活，才能獲得戲劇真實。然而，戲劇真實雖來源於生活真實，卻又不同於生活真實。猶如荔枝蜜雖來源於荔枝花，經過蜜蜂的釀造卻又不同於荔枝花一樣。李漁對戲劇真實的這些特點的認識，也已經達到了相當深刻的程度。他有一個基本論點，叫做“傳奇無實，大半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