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樂分矣”這個說法，雖不能那麼絕對，但大體符合事實。而且有的詩歌形式，開始時主要被歌唱，到後來則逐漸發展為主要被吟誦或誦讀，“詩”與“樂”分離開來，詩自詩矣，而“樂”則另有所屬。如“詩三百”和樂府詩即如此。詞亦如是--從詞的孕生、成熟、發展的過程可以得到印證。前麵我曾經說過，詞孕生於隋唐（更有人認為詞濫觴於“六代”），成熟於五代，盛於兩宋，衰於元明，複興於清。不管主張詞起於何時，有一點是共同的：最初的詞都是歌唱的，即“詩”與“樂”緊密結合在一起。清代王奕清《曆代詞話》卷一引宋人《曲洧舊聞》談詞的起源時說：“梁武帝有江南弄，陳後主有玉樹後庭花，隋煬帝有夜飲朝眠曲。”如果說這是初期的詞，那麼它們都是用來歌唱的。清代汪森《詞綜序》雲“當開元盛時，王之渙等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認為唐時的“長短句”也是“詩”“樂”一體的。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詞非詩之賸義”條雲：“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弦，往往聲希節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為詞。”陳洵《海綃說詞·通論》“本詩”條也說：“唐之詩人，變五七言為長短句，製新律而繋之詞，蓋將合徒詩、樂府而為之，以上窺國子弦歌之教。”他們都從詞的具體誕生機製上揭示出詞與樂的關係。到詞最成熟、最興盛的五代和宋朝，許多人都認為“本色”的詞與音樂是須臾不能分離的。李清照提出詞“別是一家”，主要從詞與音樂的關係著眼。詞“別是一家”，與誰相“別”？“詩”也。在李清照看來，“詩”主要是被吟誦或誦讀的，而詞則要歌唱，故“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總之詞特別講究音律。她點名批評“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這些填詞名家的某些詞“不協音律”，“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批評“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少早於李清照的陳師道在《後山詩話》中也批評“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宋代詞人誰最懂音律？從填詞實踐上說是周美成、薑白石；而從理論闡發上說，張炎《詞源》講詞之音律問題最詳。他們是大詞人，同時是大音樂家。
大約從元代或宋元之間開始，詞逐漸有了與“樂”分離的傾向，而“樂”逐漸屬之“曲”。以此，詞逐漸過渡到曲。清代宋翔鳳《樂府餘論》雲：“宋元之間，詞與曲一也。以文寫之則為詞，以聲度之則為曲。”從這裏透露出一個信息：“宋元之間”起，詞就逐漸與“文”相聯係，而曲則與“聲”靠近；就是說詞從歌唱逐漸變為吟誦或誦讀，而歌唱的任務則轉移到曲身上了。至明清之際，這種變化更為明顯。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雲：“徐渭曰：讀詞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群怨，應是為傭言借貌一流人說法。”從徐渭“讀詞”之用語，可見明代已經開始在“讀”詞了。
清初文壇領袖王士禎《花草蒙拾》雲：“宋諸名家，要皆妙解絲肉，精於抑揚抗墜之間，故能意在筆先，聲協字表。今人不解音律，勿論不能創調，即按譜徵詞，亦格格有心手不相赴之病，欲與古人較工拙於毫厘，難矣。”由此可見清初文人不像宋人那麼著意於詞之音律（說“今人不解音律”也許太絕對）。江順詒《詞學集成》卷一，也說“今人（清代）之詞”，不可“入樂”。詞在明清之際，特別是在清代，逐漸變為以吟誦和誦讀為主，大概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李漁《窺詞管見》第二十二則才說：“曲宜耐唱，詞宜耐讀，耐唱與耐讀有相同處，有絕不相同處。蓋同一字也，讀是此音，而唱入曲中，全與此音不合者，故不得不為歌兒體貼，寧使讀時礙口，以圖歌時利吻。詞則全為吟誦而設，止求便讀而已。”至晚清，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亦雲：“學填詞，先學讀詞。抑揚頓挫，心領神會。日久，胸次鬱勃，信手拈來，自然豐神諧鬯矣。”至此，“讀詞”幾成常態。
當然，清代以至後來的詞也有音韻問題，就像詩也有音韻問題一樣，李漁還撰寫了《笠翁詞韻》和《笠翁詩韻》；但，這與唐、五代、兩宋時以歌唱為主的詞之音律，究竟不同。
到今天，詞幾乎與樂曲脫離，已經完全成了一種文學體裁；填詞像寫古詩一樣，幾乎完全成了一種文學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