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至二十二則”評：由“宜唱”到“耐讀”
第二十則【原文】
不用韻之句，還其不用韻，切勿過於騁才，反得求全之毀。蓋不用韻為放，用韻為收，譬之養鷹縱犬，全於放處逞能。常有數句不用韻，卻似散漫無歸，而忽以一韻收住者，此當日造詞人顯手段處。（毛稚黃評：非神明乎此者不能言，非眠食乎此者亦不能聽。）彼則以為奇險莫測，在我視之，亦常技耳。不過以不用韻之數句，聯其意為一句，一直趕下，趕到用韻處而止。其為氣也貴乎長，其為勢也利於捷。若不知其意之所在，東奔西馳，直待臨崖勒馬，韻雖收而意不收，難乎其為調矣。
第二十一則【原文】
二句合音，詞家所忌。何謂合音？如上句之韻為“東”，下句之韻為“冬”之類是也。“東”“冬”二字，意義雖別，音韻則同，讀之既不發調，且有帶齒粘喉之病。近人多有犯此者。作詩之法，上二句合音猶曰不可，況下二句之葉韻者乎。何謂上二句合音？如律詩中之第三句與第五句、或第五句與第七句煞尾二字，皆用仄韻，若前後同出一者，如意義、氣契、斧撫、直質之類。詩中犯此，是猶無名之指，屈而不伸，謂之病夫不可，謂之無恙全人亦不可也。（丁藥園評：笠翁又有《名詩類雋》一書繼此而出，簡首亦載《窺詩管見》數十則，有功詩學，大率類此。）此為相連相並之二句而言，中有隔句者，不在此列。
第二十二則【原文】
曲宜耐唱，詞宜耐讀，耐唱與耐讀有相同處，有絕不相同處。蓋同一字也，讀是此音，而唱入曲中，全與此音不合者，故不得不為歌兒體貼，寧使讀時礙口，以圖歌時利吻。詞則全為吟誦而設，止求便讀而已。便讀之法，首忌韻雜，次忌音連，三忌字澀。用韻貴純，如東、江、真、庚、天、蕭、歌、麻、尤、侵等韻，本來原純，不慮其雜。惟支、魚二韻之字，龐雜不倫，詞家定宜選擇。支、微、齊、灰之四韻，合而為一是已。以予觀之，齊、微、灰可合，而支與齊、微、灰究竟難合。魚虞二韻，合之誠是。但一韻中先有二韻，魚中有諸、虞中有夫是也。盍以二韻之中各分一半，使互相配合，與魚、虞二字同音者為一韻，與諸、夫二字同音者為一韻，如是則純之又純，無眾音嘈雜之患矣。予業有《笠翁詩韻》一書，刊以問世，當再續《詞韻》一種，了此一段公案。（何省齋評：《笠翁詩韻》大費匠心，得未曾有。不第詩學功臣，且是休文益友，人人當秘枕中。）音連者何？一句之中，連用音同之數字，如先煙、人文、呼胡、高豪之屬，使讀者粘牙帶齒，讀不分明，此二忌也。字澀之說，已見前後諸則中，無庸太絮。審韻之後，再能去此二患，則讀者如鼓瑟琴，鏘然有餘韻矣。
【評】
唐圭璋先生《詞話叢編》給第二十則的小標題是“用韻宜守律”，給第二十一則的小標題是“詞忌二句合音”，給第二十二則的小標題是“詞宜耐讀”。
從第十八則起直到《窺詞管見》篇終共五則，主要談詞的韻律等問題：第十八則談“也字歇腳”，第十九則談“拗句之難”，第二十則談“用韻宜守律”，第二十一則談“詞忌二句合音”，第二十二則談“詞宜耐讀”，總的說來，大約都不離押韻、協律這一話題。
中國是詩的國度，中華民族是以詩見長的民族。廣義的詩包括古歌，詩三百，樂府，賦，歌行，律詩，詞，曲等等。
中華民族的遠古詩歌都和音樂、舞蹈聯係在一起，或者說，最初詩、樂、舞是三位一體的。譬如《吳越春秋·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之類最原始的歌謠雖然隻是“徒歌”（即沒有歌譜和曲調的徒口歌唱），但這簡單的歌詞是載歌載舞表現出來的，因此這裏麵應該既有詩，也有樂，還有舞。詩、樂、舞三位一體表現得更充分（至少讓我們後人看得更清楚）的是《呂氏春秋·古樂》：“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這裏麵有“樂”（所謂“葛天氏之樂”），有“詩”（所謂“載民”、“玄鳥”等八個方麵內容的歌詞），有“舞”（所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宋代王灼《碧雞漫誌》卷第一“歌曲所起”條引經據典，從歌曲起源角度論述了詩、樂、舞“三位一體”情況。他從《舜典》之“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到《詩序》之“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再到《樂記》之“詩言其誌，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得出結論：“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即詩也，非於詩外求歌也。”王灼的意思是說，遠古歌謠，詩亦歌（樂），歌（樂）亦舞，詩、樂、舞三者天然地糾纏在一起，是很難劃分的。
但是，遠古時代的歌謠大概不一定有什麼伴奏，也不一定誦讀。後來，例如到“詩三百”時代，則像《墨子·公孟篇》所說：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由此可見，最晚到春秋戰國時代，“誦詩”、“弦詩”、“歌詩”、“舞詩”，可以分別進行。這時，詩、樂、舞有所分化，相對獨立。以我臆測，“誦詩”，大約是吟誦，朗讀。“歌詩”，大概是用某種曲調唱詩、吟詩。“弦詩”大概是有音樂伴奏的唱詩、誦詩或吟詩。“舞詩”大約是配著舞蹈來唱詩、誦詩或吟詩。“誦”、“弦”、“歌”、“舞”應該有所區別，它們可以互相結合，也可以相對獨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劄觀周樂，使工分別為之“歌”和“舞”《周南》、《召南》等詩，而沒有說“誦”和“弦”，這說明“誦”、“弦”、“歌”、“舞”是相對獨立的，它們可以分別進行表演；但它們又常常連在一起，如《史記·孔子世家》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就把“弦”與“歌”連用稱為“弦歌”。再到後來，中華民族的眾多詩歌形態，又有了進一步變化，也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又有了進一步發展和分化。有的詩主要被歌唱（當然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誦讀），如樂府和一些民歌等等，《碧雞漫誌》卷第一“歌曲所起”條說“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有的詩主要被誦讀（當然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歌唱），這就是後人所謂“徒詩”，如古詩十九首、漢賦、三曹和七子的詩以及唐詩等等。有些詩歌，原來主要是唱的（如“詩三百”），後世（直到今天）則主要對之誦讀；原來歌唱的漢魏樂府詩歌，後來也主要是誦讀。清末學者陳洵《海綃說詞·通論》“本詩”條說：“詩三百篇，皆入樂者也。漢魏以來，有徒詩，有樂府，而詩與樂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