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
這一則談創新問題，唐圭璋先生《詞話叢編》給它的小標題是：“詞意貴新”。李漁之論創新，的確十分高明，顧敦鍒《李笠翁詞學》中對李漁的創新理論予以總結，謂：“一、新的基本：‘意新為上，語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二、怎樣的新？又怎樣新法？答複是：1.要在尋常中求新：‘詢諸耳目，則為習見習聞；考諸詩詞，實為罕聽罕睹。’2.要新得自然：‘雖然極新極奇，卻似詞中原有之句，讀來不覺生澀。’要‘有如數十年後重遇故人’那樣的新。3.要新得合理：‘須新而妥，奇而確，總不越一理字。’4.要在變化中求新：‘同是一語，人人如此說，我之說法獨異。或人正我反，人直我曲，或隱躍其詞以出之，或顛倒字句而出之，為法不一。’三、人群生活豐富，‘造物盡留餘地’。所以詞的新路很廣闊，用不著也切不可走怪誕隱僻的窄路。新詞自有舍難就易的康莊大道。”顧敦鍒總結得很好。我在《李漁美學思想研究》一書中也已經對李漁戲劇理論中的創新思想作過比較詳細的論述，茲不贅言。
李漁在這一則還提到當時詞壇上十數位名家。我想就此談談清初詞壇狀況，並且把李漁在《【耐歌詞】自序》中留下的一段寶貴史料，摘錄於此，以引起文學史家、尤其是詞學史家關注。李漁說：
“……三十年以前，讀書力學之士，皆殫心製舉業，作詩賦古文詞者，每州郡不過一二家，多則數人而止矣；餘盡埋頭八股，為幹祿計。是當日之世界，帖括時文之世界也。此後則詩教大行，家誦三唐，人工四始，凡士有不能詩者，輒為通才所鄙。是帖括時文之世界，變而為詩賦古文之世界矣。然究竟登高作賦者少，即按譜填詞者亦未數見，大率皆詩人耳。乃今十年以來，因詩人太繁，不覺其貴，好勝之家，又不重詩而重詩之餘矣。一唱百和，未幾成風。無論一切詩人皆變詞客，即閨人稚子、估客村農，凡能讀數卷書、識裏巷歌謠之體者，盡解作長短句。更有不識詞為何物，信口成腔，若牛背兒童之笛，乃自詞家聽之，盡為格調所有，豈非文學中一咄咄事哉？人謂詩變為詞，愈趨愈下，反以春花秋蟹為喻，無乃失期倫乎？予曰不然，此古學將興之兆也。曷言之？詞必假道於詩，作詩不填詞者有之，未有詞不先詩者也。是詩之一道，不求盛而自盛者矣。且焉知十年以後之詞人，不更多於十年以前之詩人乎？”
這段話寫於康熙十七年（1678）。李漁在這段話中談到文壇變化的三個時間段，可以見出，所謂詞“複興於清”，究竟是怎樣起始的。
第一段是“帖括時文”仍然盛行的時代。那是順治五年（1678）以前，再往前推即明朝晚期以至中期、早期。因為李漁所謂“三十年以前”，是從康熙十七年往前推，即大約是順治五年（1648）以前。就是說，通常人們說“詞複興於清”，而直至順治五年，詞尚未“複興”。那之前，按李漁的說法，是“殫心製舉業”的時代，是“為幹祿計”而“埋頭八股”的時代；“作詩賦古文詞者”寥寥無幾。總之，“當日之世界，帖括時文之世界也”。
第二段是從“帖括時文”轉向“詩賦古文”的時代。時間大約是從順治五年（1648）至康熙七年（1668）的二十來年。那時，按李漁的說法是“詩教大行”的時代，由“帖括時文之世界變而為詩賦古文之世界”。然而，此時詞仍然沒有複興，“按譜填詞者亦未數見，大率皆詩人”，作詩者多，填詞中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