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灼《碧雞漫誌》卷第一“歌曲所起”條雲：“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音有引，有行有曲。今人於古樂府，特指為詩之流，而以詞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歌詞之變”條又雲：“……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為古樂府，古樂府變為今曲子，其本一也。”王灼認為詞最早的源頭是古歌：由古歌變為古樂府，再變，即是為曲子（詞）。
宋代胡仔《苕溪漁隱詞話》卷二“唐初無長短句”條說：“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為此體。今所存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言八句詩，並七言絕句而已。”胡仔的觀點不同於王灼《碧雞漫誌》，認為唐中葉以後至五代，才產生了詞。李漁也提到瑞鷓鴣和小秦王，是否受苕溪漁隱影響？
宋代張侃《拙軒詞話》“倚聲起源”條，在引述了陸放翁“倚聲起於唐之季世”和周文忠“樂府起於漢魏”的主張之後，提出：“以予考之，乃賡載歌，薰兮解慍，在虞舜時，此體固已萌芽，豈止三代遺韻而已。”他把詞（“倚聲”）的源頭更往前推。這種說法太玄。作為一種文學樣式，詞哪有那麼古老？
宋代張炎《詞源》（下）開頭便雲：“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粵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為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迄於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他主張詞（長短句）產生於隋唐，盛於宋。張炎在《詞源》（下）“虛字”條又曰：“詞與詩不同，詞之句語，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疊實字，讀且不通，況付之雪兒乎。”這裏似乎認為，詩為了便於歌唱，加虛字而成詞。詞是否真如張炎所說--詩為了便於歌唱加虛字而成，還須研究，可備一說而已。
明代陳霆《渚山堂詞話》自序中說：“始餘著詞話，謂南詞起於唐，蓋本諸玉林之說。至其以李白菩薩蠻為百代詞曲祖，以今考之，殆非也。隋煬帝築西苑，鑿五湖，上環十六院。帝嚐泛舟湖中，作望江南等闋，令宮人倚聲為棹歌。望江南列今樂府。以是又疑南詞起於隋。然亦非也。北齊蘭陵王長恭及周戰而勝，於軍中作蘭陵王曲歌之。今樂府蘭陵王是也。然則南詞始於南北朝，轉入隋而著，至唐宋昉製耳。”陳霆最後的結論是詞“始於”南北朝，“著”於隋，“昉製”於唐宋。
明代王世貞《藝苑巵言》則認為隋煬帝望江南為詞祖。
李漁之後也有許多人探討過詞的起源問題，但他們的觀點大體不出上述範圍，或為上述某種意見之變種，似無更多新見。
“第三則”評：詞曲之別
第三則【原文】
詞既求別於詩，又務肖曲中腔調，是曲不招我，而我自往就，求為不類，其可得乎。曰：不然。當其摹腔煉吻之時，原未嚐撇卻詞字，求其相似，又防其太似，所謂存稍雅而去甚俗，正謂此也。有同一字義而可詞可曲者，有止宜在曲，斷斷不可混用於詞者。（毛稚黃評：詩詞曲之界甚嚴，微笠翁不能深辨。然餘謂詩語可入詞，詞語不可入詩；詞語可入曲，曲語不可入詞；總以從高而降為善耳。）試舉一二言之：如閨人口中之自呼為妾，呼婿為郎，此可詞可曲之稱也；若稍異其文，而自呼為奴家，呼婿為夫君，則止宜在曲，斷斷不可混用於詞矣。如稱彼此二處為這廂、那廂，此可詞可曲之文也；若略換一字，為這裏、那裏，亦止宜在曲，斷斷不可混用於詞矣。大率如爾我之稱者，奴字、你字，不宜多用；呼物之名者，貓兒、狗兒諸“兒”字，不宜多用；用作尾句者，罷了、來了諸“了”字，不宜多用。諸如此類，實難枚舉，僅可舉一概百。近見名人詞刻中，犯此等微疵者不少，皆以未經提破耳。一字一句之微，即是詞曲分岐之界，此就淺者而言；至論神情氣度，則紙上之憂樂笑啼，與場上之悲歡離合，亦有似同而實別，可意會而不可言詮者。慧業之人，自能默探其秘。
【評】
這一則專論詞與曲的區別，唐圭璋先生《詞話叢編》給它的小標題是：“詞與曲有別”。
在這一則，李漁主要從用字上區別詞與曲。他以許多具體例子，說明填詞用字必須避免用那些太俗的字，“所謂存稍雅而去甚俗”。曲的出現是社會文化進一步世俗化的表現，是宋元及其之後社會中市民階層逐漸增強、市民文化和商業文化逐漸發展的結果，也是在文學藝術內部，形式更為解放、更為通俗化的表現。李漁是在曲這種文體盛行之後，在詞與曲比較中談填詞用字之特點。在曲體盛行之前，宋代沈義父《樂府指迷》“詠花卉及賦情”條中也談到填詞要慎用太俗的字：“如怎字、恁字、奈字、這字、你字之類，雖是詞家語，亦不可多用，亦宜斟酌，不得已而用之。”李漁與沈義父，雖然一個是有曲體作為參照物，一個尚不知曲體為何物，但是他們所論的主要意思，可謂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