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
這一則專論詞與詩的區別，唐圭璋先生《詞話叢編》給它的小標題是：“詞與詩有別”。
李漁說：“詩有詩之腔調，曲有曲之腔調，詩之腔調宜古雅，曲之腔調宜近俗，詞之腔調則在雅俗相和之間。如畏摹腔練吻之法難，請從字句入手。取曲中常用之字，習見之句，去其甚俗，而存其稍雅又不數見於詩者，入於諸調之中，則是儼然一詞，而非詩也。”這裏從“腔調”上指出填詞怎樣才能有別於作詩和製曲的“竅門”，而且又非常具體地教人如何從字句入手--取曲中常用之字句、去其甚俗而存其稍雅者入於諸調之中，則是詞而非詩矣。譬如李漁自己的那首《玉樓春·春眠》就是以“去其甚俗，而存其稍雅”者入詞：“生來見事煩生惱，坐不相宜眠正好。怕識天明不養雞，誰知又被鶯啼曉。由人勤儉由人早，懶我百年猶嫌少。蒙頭不喜看青天，天愈年少人愈老。”這裏的“怕識天明不養雞，誰知又被鶯啼曉。由人勤儉由人早，懶我百年猶嫌少”等等用語，既不像詩那麼雅，也不似曲那麼俗。不過，填詞是一種藝術創造，光靠講究段落、字句之“技巧”是不夠的、也是不行的。四川大學教授、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家繆鉞先生曾論道：“詞之所以別於詩者，不僅在外形之句調韻律，而尤在內質之情味意境……內質為因，而外形為果。先因內質之不同，而後有外形之殊異。故欲明詞與詩之別，及詞體何以能出於詩而離詩獨立，自拓境域，均不可不於內質求之，格調音律，抑其末矣。”此論甚為精到。譬如上麵所舉李漁《春眠》詞，寫得很有趣，但是“內質”稍遜一籌，並無深意，遊戲文字而已。要寫出真正好作品，應如古人所雲“功夫在詩外”，而不止於文字技巧。在凡藝術創造，皆然。
除了此則將詩詞對照見其差別之外，李漁還在第十四則從體裁之段落句式結構上談到詩詞之別：“蓋詞之段落，與詩不同。詩之結句有定體，如五七言律詩，中四句對，末二句收，讀到此處，誰不知其是尾？詞則長短無定格，單雙無定體，有望其歇而不歇，不知其歇而竟歇者，故較詩體為難。”
關於詩詞之別，李漁之前也有不少論述。宋代陳師道《後山詩話》批評“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魏慶之詞話》“東坡”條引了上麵這段話之後反駁道：“餘謂後山之言過矣。”並例舉蘇東坡“大江東去”等佳作，說：“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逕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為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也。”不管陳師道還是《魏慶之詞話》，雖然對蘇詞意見相反，但有一點是一致的：詩與詞應有區別，不能以詩為詞。
稍後，沈義父《樂府指迷》“論作詞之法”條從另外的角度談到詩、詞的區別：“……癸卯，識夢窗。暇日相與倡酬，率多填詞，因講論作詞之法。然後知詞之作難於詩。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義父主張作詞“下字欲其雅”，李漁則強調在“雅俗之間”，好像意見不同；但其餘幾點，似無“你死我活”的矛盾。沈義父在《樂府指迷》“詠花卉及賦情”條又雲：“作詞與詩不同，縱是花卉之類，亦須略用情意，或要入閨房之意。然多流淫豔之語，當自斟酌。如隻直詠花卉，而不著些豔語，又不似詞家體例，所以為難。又有直為情賦曲者，尤宜宛轉回互可也。”這裏是從“詞是豔體”的角度談詩詞之別，而“豔”與“俗”常常相聯係，這或許對幾百年後的李漁有所啟發；然而李漁更強調詩、詞、曲的比較，然後把詞定位於“雅俗之間”，並沒有過多強調詞之“豔”。
此外元代陸輔之《詞旨》（上）把詞定位於“正取近雅，而又不遠俗”，應該是李漁所本。
稍後於李漁的王士禎在《花草蒙拾》中也談到詞與詩的關係，但他是從褒詩而抑詞的立場出發的：“詞中佳語，多從詩出”，“詞本詩而劣於詩”，這種觀點值得商榷。與王士禎差不多同時汪森在《詞綜序》中說：“自古詩變而為近體，而五七絕句傳於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不得不變為詞。當開元盛時，王之渙等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齊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為詞，以詞為詩之餘，殆非要論矣。”汪森的意見明顯不同於王士禎。
在這一則中李漁還說：“昔日詩變為詞，定由此數調始。”主張詞由詩“變”來。
關於詞的起源，李漁之前許多人探討過，今摘其著名者，例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