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的三魂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幹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雲七魄；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麼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隻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
“表麵上看隻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麼，社會不是改進了麼？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諡為“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裏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裏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隻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也愛看《四傑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豔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複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係的國度裏，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予預計於舊曆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卷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雲。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隻“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裏就官氣彌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隻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說些什麼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選自《華蓋集續編·學界的三魂》
文人無文
在一種姓“大”的報的副刊上，有一位“姓張的”在“要求中國有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無行’的幌子，犯著可詬病的惡癖。”這實在是對透了的。但那“無行”的界說，可又嚴緊透頂了。據說：“所謂無行，並不一定是指不規則或不道德的行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惡劣行為，也都包括在內。”
接著就舉了一些日本文人的“惡癖”的例子，來作中國的有為的青年的殷鑒，一條是“宮地嘉六愛用指爪搔頭發”，還有一條是“金子洋文喜舐嘴唇”。
自然，嘴唇幹和頭皮癢，古今的聖賢都不稱它為美德，但好像也沒有斥為惡德的。不料一到中國上海的現在，愛搔喜舐，即使是自己的嘴唇和頭發罷，也成了“不近人情的惡劣行為”了。如果不舒服，也隻好熬著。要做有為的青年或文人，真是一天一天的艱難起來了。
但中國文人的“惡癖”，其實並不在這些，隻要他寫得出文章來，或搔或舐，都不關緊要，“不近人情”的並不是“文人無行”，而是“文人無文”。
我們在兩三年前，就看見刊物上說某詩人到西湖吟詩去了，某文豪在做五十萬字的小說了，但直到現在，除了並未豫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別的大作都沒有出現。
拾些瑣事，做本隨筆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講一通昏話，稱為評論；編幾張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羅猥談，寫成下作；聚集舊文，印作評傳的是有的。甚至於翻些外國文壇消息，就成為世界文學史家；湊一本文學家辭典，連自己也塞在裏麵，就成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現在到底也都是中國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文人不免無文，武人也一樣不武。說是“枕戈待旦”的，到夜還沒有動身，說是“誓死抵抗”的，看見一百多個敵兵就逃走了。隻是通電宣言之類，卻大做其駢體，“文”得異乎尋常。“偃武修文”，古有明訓，文星全照到營子裏去了。於是我們的“文人”，就隻好不舐嘴唇，不搔頭發，揣摩人情，單落得一個“有行”完事。
選自《偽自由書·文人無文》
捐班文人
清朝的中葉，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這一夥。財主少爺吃得油頭光臉，忽而忙了幾天，頭上就有一粒水晶頂，有時還加上一枝藍翎，滿口官話，說是“今天天氣好”了。
到得民國，官總算說是沒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實際上倒是開展了起來，連“學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頂戴。開宗明義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錢。隻要有錢，就什麼都容易辦了。譬如，要捐學者罷，那就收買一批古董，結識幾個清客，並且雇幾個工人，拓出古董上麵的花紋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書，名之曰“什麼集古錄”或“什麼考古錄”。李富孫做過一部《金石學錄》，是專載研究金石的人們的，然而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們可以一續再續，並且推而廣之，連收藏古董，販賣古董的少爺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的收進去了，這就叫作“金石家”。
捐做“文學家”也用不著什麼新花樣。隻要開一隻書店，拉幾個作家，雇一些幫閑，出一種小報，“今天天氣好”是也須會說的，就寫了出來，印了上去，交給報販，不消一年半載，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紋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應該代以電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為這才是新時代的美術。“愛美”的人物在中國還多得很，而“文學家”或“藝術家”也就這樣的起來了。
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學者文人也不會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賣現錢，古董將來也會有洋鬼子肯出大價的。
這又叫作“名利雙收”。不過先要能“投資”，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學士也就不大值錢了。
而現在還值錢，所以也還會有人忙著做人名辭典，造文藝史，出作家論，編自傳。我想，倘作曆史的著作，是應該像將文人分為羅曼派，古典派一樣，另外分出一種“捐班”派來的，曆史要“真”，招些忌恨也隻好硬挺，是不是？
選自《準風月談·各種捐班》
“商定”文豪
筆頭也是尖的，也要鑽。言路的窄，現在也正如活路一樣，所以（以上十五字，刊出時作“別的地方鑽不進”）隻好對於文藝雜誌廣告的誇大，前去刺一下。
一看雜誌的廣告，作者就個個是文豪，中國文壇也真好像光焰萬丈，但一麵也招來了鼻孔裏的哼哼聲。然而，著作一世，藏之名山，以待考古團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沒有了，連自作自刻，訂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詩人，也已經不大遇得到。現在是前周作稿，次周登報，上月剪貼，下月出書，大抵僅僅為稿費。倘說，作者是餓著肚子，專心在為社會服務，恐怕說出來有點要臉紅罷。就是笑人需要稿費的高士，他那一篇嘲笑的文章也還是不免要稿費。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奩資養活的文豪，都不屬於這一類。
就大體而言，根子是在賣錢，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樣的文豪，由於“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
商家印好一種稿子後，倘那時封建得勢，廣告上就說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時，便是革命文豪，於是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家的書也印出來了，另一種廣告說那些作者並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這邊的才是真貨色，於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一家又集印了各種廣告的論戰，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評，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還有一法是結合一套腳色，要幾個詩人，幾個小說家，一個批評家，商量一下，立一個什麼社，登起廣告來，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結果也總可以封定一批文豪們，也是一種的“商定”。
就大體而言，根子是在賣錢，所以後來的書價，就不免指出文豪們的真價值，照價二折，五角一堆，也說不定的。不過有一種例外：雖然鋪子出盤，作品賤賣，卻並不是文豪們走了末路，那是他們已經“爬了上去”，進大學，進衙門，不要這踏腳凳了。
選自《準風月談．“商定”文豪》
文壇登龍術
章克標先生做過一部《文壇登龍術》，因為是預約的，而自己總是悠悠忽忽，竟失去了拜誦的幸運，隻在《論語》上見過廣告，解題和後記。但是，這真不知是那裏來的“煙士披裏純”，解題的開頭第一段，就有了絕妙的名文——
“登龍是可以當作乘龍解的，於是登龍術便成了乘龍的技術，那是和騎馬駕車相類似的東西了。但平常乘龍就是女婿的意思，文壇似非女性，也不致於會要招女婿，那麼這樣解釋似乎也有引起別人誤會的危險。……”
確實，查看廣告上的目錄，並沒有“做女婿”這一門，然而這卻不能不說是“智者千慮”的一失，似乎該有一點增補才好，因為文壇雖然“不致於會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
術曰：要登文壇，須闊太太，遺產必需，官司莫怕。窮小子想爬上文壇去，有時雖然會僥幸，終究是很費力氣的；做些隨筆或茶話之類，或者也能夠撈幾文錢，但究竟隨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嶽家，有闊太太，用陪嫁錢，作文學資本，笑罵隨他笑罵，惡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頭銜自來，贅婿雖能被婦家所輕，但一登文壇，即身價十倍，太太也就高興，不至於自打麻將，連眼梢也一動不動了，這就是“交相為用”。但其為文人也，又必須是唯美派，試看王爾德遺照，盤花紐扣，鑲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見猶憐，而況令閫。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濫交頑童，窮死異國，假如有錢，何至於此。所以倘欲登龍，也要乘龍，“書中自有黃金屋”，早成古話，現在是“金中自有文學家”當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