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有犯罪學者，一派說，由於環境；一派說，由於個人。現在盛行的是後一說，因為倘信前一派，則消滅罪犯，便得改造環境，事情就麻煩，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殺的批判者，則是大抵屬於後一派。
誠然，既然自殺了，這就證明了她是一個弱者。但是，怎麼會弱的呢？要緊的是我們須看看她的尊翁的信劄，為了要她回去，既聳之以兩家的名聲，又動之以亡人的乩語。我們還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聯：“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視為千古美談之意嗎？以生長及陶冶在這樣的家庭中的人，又怎麼能不成為弱者？我們固然未始不可責以奮鬥，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勝於孤軍，況且自殺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戰鬥的應援者，當他人奮鬥時，掙紮時，敗績時，也許倒是鴉雀無聲了。窮鄉僻壤或都會中，孤兒寡婦，貧女勞人之順命而死，或雖然抗命，而終於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經上誰的口，動誰的心呢？真是“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為的是改革。責別人的自殺者，一麵責人，一麵正也應該向驅人於自殺之途的環境挑戰，進攻。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凶而已。
選自《花邊文學·論秦理齋夫人事》
製造玩具的天才
今年是兒童年。我記得的，所以時常看看造給兒童的玩具。
馬路旁邊的洋貨店裏掛著零星小物件，紙上標明，是從法國運來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見一樣的貨色，隻是價錢更便宜。在擔子上，在小攤上，都賣著漸吹漸大的橡皮泡，上麵打著一個印子道：“完全國貨”，可見是中國自己製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著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樣的印子，那卻應該是他們自己製造的。
大公司裏則有武器的玩具：指揮刀，機關槍，坦克車……。然而，雖是有錢人家的小孩，拿著玩的也少見。公園裏麵，外國孩子聚沙成為圓堆，橫插上兩條短樹幹，這明明是在創造鐵甲炮車了，而中國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臉，躲在大人的背後，羞怯的，驚異的看著，身上穿著一件斯文之極的長衫。
我們中國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槍，麻雀牌，《毛毛雨》，科學靈乩，金剛法會，還有別的，忙個不了，沒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雖是兒童年，雖是前年身曆了戰禍，也沒有因此給兒L童創出一種紀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樣抄。然則明年不是兒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卻是製造玩具的天才。他們用兩個長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紅綠，連作一排，筒內藏一個彈簧，旁邊有一個把手，搖起來就格格的響。這就是機關槍！也是我所見的惟一的創作。我在租界邊上買了一個，和孩子搖著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勝利的日本人看見了，大抵投給我們一個鄙夷或悲憫的苦笑。
然而我們搖著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為這是創作。前年以來，很有些人罵著江北人，好像非此不足以自顯其高潔，現在沉默了，那高潔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卻創造了粗笨的機槍玩具，以堅強的自信和質樸的才能與文明的玩具爭。他們，我以為是比從外國買了極新式的武器回來的人物，更其值得讚頌的，雖然也許又有人會因此給我一個鄙夷或悲憫的冷笑。
選自《花邊文學·玩具》
《看圖識字》
凡一個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會踏進久經忘卻了的孩子世界的邊疆去，想到月亮怎麼會跟著人走，星星究竟是怎麼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裏，是好像魚之在水，遊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卻有如人的鳧水一樣，雖然也覺到水的柔滑和清涼，不過總不免吃力，為難，非上陸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時怎麼講得清楚呢，家境還不算精窮，當然還不如給一點所謂教育，首先是識字。上海有各國的人們，有各國的書鋪，也有各國的兒童用書。但我們是中國人，要看中國書，識中國字。這樣的書也有，雖然紙張，圖畫，色彩，印訂，都遠不及別國，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給孩子買來的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國難後第六版”的《看圖識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麼惡濁，但這且不管他。圖畫又多麼死板，這且也不管他。出版處雖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圖上有蠟燭，有洋燈，卻沒有電燈；有朝靴，有三鑲雲頭鞋，卻沒有皮鞋。跪著放槍的，一腳拖地；站著射箭的，兩臂不平，他們將永遠不能達到目的，更壞的是連釣竿，風車，布機之類，也和實物有些不同。
我輕輕的歎了一口氣，記起幼小時候看過的《日用雜字》來。這是一本教育婦女婢仆，使她們能夠記賬的書，雖然名物的種類並不多，圖畫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潑，也很像。為什麼呢？就因為作畫的人，是熟悉他所畫的東西的，一個蘿卜，一隻雞，在他的記憶裏並不含胡，畫起來當然就切實。現在我們隻要看《看圖識字》裏所畫的生活狀態——洗臉，吃飯，讀書——就知道這是作者意中的讀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狀態，是在租界上租一層屋，裝了全家，既不闊綽，也非精窮的，埋頭苦幹一日，才得維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學校，自己須穿長衫，用盡心神，撐住場麵，又那有餘力去買參考書，觀察事物，修煉本領呢？況且，那書的末葉上還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緒三十四年，即西曆一九O八年，雖是前年新印，書卻成於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無生氣，正也不足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麵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所以給兒童看的圖書就必須十分慎重，做起來也十分煩難。即如《看圖識字》這兩本小書，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無所不有。其實是，倘不是對於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都有些切實的智識的畫家，決難勝任的。
然而我們是忘卻了自己曾為孩子時候的情形了，將他們看作一個蠢才，什麼都不放在眼裏。即使因為時勢所趨，隻得施一點所謂教育，也以為隻要付給蠢才去教就足夠。於是他們長大起來，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們一樣了。
然而我們這些蠢才，卻還在變本加厲的愚弄孩子。隻要看近兩三年的出版界，給“小學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別的多就知道。中國突然出了這許多“兒童文學家”了麼？我想：是並不然的。
選自《且介亭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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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之死與新聞記者
“人言可畏”是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之後，發見於她的遺書中的話。這哄動一時的事件，經過了一通空論，已經漸漸冷落了，隻要《玲玉香消記》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殺事件一樣，完全煙消火滅。她們的死，不過像在無邊的人海裏添了幾粒鹽，雖然使扯淡的嘴巴們覺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還是淡，淡，淡。
這句話，開初是也曾惹起一點小風波的。有評論者，說是使她自殺之咎，可見也在日報記事對於她的訴訟事件的張揚；不久就有一位記者公開的反駁，以為現在的報紙的地位，輿論的威信，可憐極了，那裏還有絲毫主宰誰的運命的力量，況且那些記載，大抵采自經官的事實，絕非捏造的謠言，舊報具在，可以複按。所以阮玲玉的死，和新聞記者是毫無關係的。
這都可以算是真實話。然而——也不盡然。
現在的報章之不能像個報章，是真的；評論的不能逞心而談，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決不會過分的責備新聞記者。但是，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盤墜地的，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識的人的醜聞。上海的街頭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鄰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樂道，但如果對她講甘肅的誰在偷漢，新疆的誰在再嫁，她就不要聽了。阮玲玉正在現身銀幕，是一個大家認識的人，因此她更是給報章湊熱鬧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點銷場。讀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麼漂亮，卻比她正經”；有的想：“我雖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領，卻比她出身高”；連自殺了之後，也還可以給人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的技藝，卻比她有勇氣，因為我沒有自殺。”化幾個銅元就發見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藝為生的人，一遇到公眾發生了上述的前兩種的感想，她就夠走到末路了。所以我們且不要高談什麼連自己也並不了然的社會組織或意誌強弱的濫調，先來設身處地的想一想罷，那麼，大概就會知道阮玲玉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但新聞記者的辯解，以為記載大抵采自經官的事實，卻也是真的。上海的有些介乎大報和小報之間的報章，那社會新聞，幾乎大半是官司已經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點壞習氣，是偏要加上些描寫，對於女性，尤喜歡加上些描寫；這種案件，是不會有名公巨卿在內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寫。案中的男人的年紀和相貌，是大抵寫得老實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發揮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就是“豆蔻年華，玲瓏可愛”。一個女孩兒跑掉了，自奔或被誘還不可知，才子就斷定道，“小姑獨宿，不慣無郎”，你怎麼知道？一個村婦再醮了兩回，原是窮鄉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筆下，就又賜以大字的題目道，“奇淫不減武則天”，這程度你又怎麼知道？這些輕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約是並無什麼影響的，她不識字，她的關係人也未必看報。但對於一個智識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出到社會上了的女性，卻足夠使她受傷，更不必說故意張揚，特別渲染的文字了。然而中國的習慣，這些句子是搖筆即來，不假思索的，這時不但不會想到這也是玩弄著女性，並且也不會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但是，無論你怎麼描寫，在強者是毫不要緊的，隻消一封信，就會有正誤或道歉接著登出來，不過無拳無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額外的畫上一臉花，沒法洗刷。叫她奮鬥嗎？她沒有機關報，怎麼奮鬥；有冤無頭，有怨無主，和誰奮鬥呢？我們又可以設身處地的想一想，那麼，大概就又知她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然而，先前已經說過，現在的報章的失了力量，卻也是真的，不過我以為還沒有到達如記者先生所自謙，竟至一錢不值，毫無責任的時候。因為它對於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還有左右她命運的若幹力量的，這也就是說，它還能為惡，自然也還能為善。“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采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至於阮玲玉的自殺，我並不想為她辯護。我是不讚成自殺，自己也不豫備自殺的。但我的不豫備自殺，不是不屑，卻因為不能。凡有誰自殺了，現在是總要受一通強毅的評論家的嗬斥，阮玲玉當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殺其實是不很容易，決沒有我們不豫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麼輕而易舉的。倘有誰以為容易麼，那麼，你倒試試看！
自然，能試的勇者恐怕也多得很，不過他不屑，因為他有對於社會的偉大的任務。那不消說，更加是好極了，但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筆記簿，寫下所盡的偉大的任務來，到得有了曾孫的時候，拿出來算一算，看看怎麼樣。
選自《且介亭雜文二集·論“人言可畏”》
“倚老賣老”
今年文壇上的戰術，有幾手是恢複了五六年前的太陽社式，年紀大又成為一種罪狀了，叫作“倚老賣老”。
其實呢，罪是並不在“老”，而在於“賣”的，假使他在叉麻將，念彌陀，一字不寫，就決不會惹青年作家的口誅筆伐。如果這推測並不錯，文壇上可又要增添各樣的罪人了，因為現在的作家，有幾位總不免在他的“作品”之外，附送一點特產的贈品。有的賣富，說賣稿的文人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有人指出了他的詩思不過在太太的奩資中，就有幫閑的來說這人是因為得不到這樣的太太，恰如狐狸的吃不到葡萄，所以隻好說葡萄酸。有的賣窮，或賣病，說他的作品是挨餓三天，吐血十口，這才做出來的，所以與眾不同。有的賣窮和富，說這刊物是因為受了文閥文僚的排擠，自掏腰包，忍痛印出來的，所以又與眾不同。有的賣孝，說自己做這樣的文章，是因為怕父親將來吃苦的緣故，那可更了不得，價值簡直和李密的《陳情表》不相上下了。有的就是銜煙鬥，穿洋服，唉聲歎氣，顧影自憐，老是記著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兒，這裏和“賣老”相對，姑且叫他“賣俏”罷。
不過中國的社會上，“賣老”的真也特別多。女人會穿針，有什麼希奇呢，一到一百多歲，就可以開大會，穿給大家看，順便還捐錢了。說中國人“起碼要學狗”，倘是小學生的作文，是會遭先生的板子的，但大了幾十年，新聞上就大登特登，還用方體字標題道：“皤然一老蒞故都，吳稚暉語妙天下”；勸人解囊賑災的文章，並不少見，而文中自述年紀曰：“餘年九十六歲矣”者，卻隻有馬相伯先生。但普通都不謂之“賣”，另有極好的稱呼，叫作“有價值”。
“老作家”的“老”字，就是一宗罪案，這法律在文壇上已經好幾年了，不過或者指為落伍，或者說是把持，……總沒有指出明白的壞處。這回才由上海的青年作家揭發了要點，是在“賣”他的“老”。
那就不足慮了，很容易掃蕩。中國各業，多老牌子，文壇卻並不然，創作了幾年，就或者做官，或者改業，或者教書，或者卷逃，或者經商，或者造反，或者送命……不見了。“老”在那裏的原已寥寥無幾，真有些像耆英會裏的一百多歲的老太婆，居然會活到現在，連“民之父母”也覺得希奇古怪。而且她還會穿針，就尤其希奇古怪，使街頭巷尾弄得鬧嚷嚷。然而呀了，這其實是為了奉旨旌表的緣故，如果一個十六七歲的漂亮姑娘登台穿起針來，看的人也決不會少的。 誰有“賣老”的嗎？一遇到少的俏的就倒。 不過中國的文壇雖然幼稚，昏暗，卻還沒有這麼簡單；讀者雖說被“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但有辨別力的也不少，而且還在多起來。所以專門“賣老”，是不行的，因為文壇究竟不是養老堂，又所以專門“賣俏”，也不行的，因為文壇究竟也不是妓院。 二賣俱非，由非見是，混沌之輩，以為兩傷。 選自《且介亭雜文二集·六論“文人相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