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Altamira）洞裏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跡，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為藝術的藝術”，原始人畫著玩玩的。但這解釋未免過於“摩登”，因為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麼有閑，他的畫一隻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於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現在上海牆壁上的香煙和電影的廣告畫，尚且常有人張著嘴巴看，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裏，有了這麼一個奇跡，那轟動一時，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一麵看，知道了野牛這東西，原來可以用線條移在別的平麵上，同時仿佛也認識了一個“牛”字，一麵也佩服這作者的才能，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所以姓氏也就湮沒了。但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
自然，後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新字夾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直到現在，中國還在生出新字來。但是，硬做新倉頡，卻要失敗的，吳的朱育，唐的武則天，都曾經造過古怪字，也都白費力。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麼，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
四
寫字就是畫畫
《周禮》和《說文解字》上都說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這裏且不談罷，隻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
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是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幾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當的。但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麼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時就隻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象的事件，於是隻得來“象意”，也叫作“會意”。一隻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盎”，有吃有住，安盤了。但要寫“率可”的寧，卻又得在碗下麵放一條線，表明這不過是用了“盎”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它至少要畫兩樣。如“寅”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麼一共有五樣。單單為了“寶”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工夫。
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鬆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僵局的是“諧聲”，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
但古人是並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餘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後，就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麵的。
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為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為“骨”，讀“海”為“每”呢？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隻好躊躕一下了。
五
古時候言文一致麼？
到這裏，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過我卻很有些懷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麼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有那麼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於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眾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裏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采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麼，古書裏采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記的就兩樣。一麵是——一尺布，尚可縫；一鬥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一麵卻是——一尺布，暖童童；一鬥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麵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隻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裏的科白，也都是提要，隻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隻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
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
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裏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隻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著什麼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著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麼，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
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裏；克羅蒂亞（Kroatia），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隻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隻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