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
（一）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卻偏喜歡用輕靚豔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加些草頭，女旁，絲旁。不是“思黛兒”，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們雖然遠哉遙遙，但姓氏並無男女之別，卻和中國一樣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語尾上略有區別之外。所以如果我們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綢，陳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蔯，則歐文的小姐正無須改作嫗紋，對於托爾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費心，特別寫成妥奶絲苔也。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介紹世界文學的文人，卻偏喜歡使外國人姓中國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假使他談到Gorky，大概是稱他“吾家rky”①的了。我真萬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現在還有這般偉力。
（二）
古時候，咱們學化學，在書上很看見許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據說是原質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屬”或“非金屬”的，那一邊大概是譯音。但是，鏭，鎴，錫，錯，矽，連化學先生也講得很費力，總須附加道：“這回是熟悉的悉。這回是休息的息了。這回是常見的錫。”而學生們為要記得符號，仍須另外記住拉丁字。現在漸漸譯起有機化學來，因此這類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難了，幾個字拚合起來，像貼在商人帳桌麵前的將“黃金萬兩”拚成一個的怪字一樣。中國的化學家多能兼做新倉頡。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工夫來，一定於本職的化學上更其大有成績，因為中國人的聰明是決不在白種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見各樣好地名：辟才胡同，乃茲府，丞相胡同，協資廟，高義伯胡同，貴人關。但探起底細來，據說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繩匠胡同，蠍子廟，狗尾巴胡同，鬼門關。字麵雖然改了，涵義還依舊。這很使我失望；否則，我將鼓吹改奴隸二字為“弩理”，或是“努禮”，使大家可以永遠放心打盹兒，不必再愁什麼了。但好在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人愁著，爆竹畢畢剝剝地都祀過財神了。選自《華蓋集·咬文嚼字》
門外文談
一
開頭
聽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裏還是熱，並且加上蚊子。這時候，隻有門外是天堂。因為海邊的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著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麵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閣樓裏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裏的校對員，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歎著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閑的，所以也談閑天。
閑天的範圍也並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吊膀子，談三寸怪人幹，談洋米，談裸腿，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所以關於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我也隻好特別說得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了幾天之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
他們裏麵，有的是因為我看過幾本古書，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幾位卻因此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能信麼？我談到大眾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眾，講什麼海話呢？
這也是真的。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種報上，卻記著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真有這麼的不同的。那麼，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閑人的空話罷了。
颶風過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於照著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卻無異，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隻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卻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於沒有原書可對，這隻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寫完並記。
二
字是什麼人造的？
字是什麼人造的？
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對於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造的。
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著四隻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種隻有兩隻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夠，連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經》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卻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隻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隻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隻是這麼含含胡胡的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什麼腳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杆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家夥出點力。然而並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卻並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裏，也沒有報館和書鋪子，文字毫無用處。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隻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隻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麵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這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卻是很有意思的。至於後來的“文學家”用它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何足道哉”！
三
字是怎麼來的？
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麼，我們的古聖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隻有幾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卦”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隻有在秘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Quippus），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它既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嶁碑”是道士們假造的；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隻有商朝的甲骨和鍾鼎文。但這些，都已經很進步了，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隻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