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製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裏麵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麵，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麼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裏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隻要教給“千字課”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
七
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麼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Literature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群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須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麼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隻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麼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麼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裏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王官們檢出它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采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麵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選自《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
人生識字胡塗始
中國的成語隻有“人生識字憂患始”，這一句是我翻造的。
孩子們常常給我好教訓，其一是學話。他們學話的時候，沒有教師，沒有語法教科書，沒有字典，隻是不斷的聽取，記住，分析，比較，終於懂得每個詞的意義，到得兩三歲，普通的簡單的話就大概能夠懂，而且能夠說了，也不大有錯誤。小孩子往往喜歡聽人談天，更喜歡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於一同吃點心，但也為了愛熱鬧，尤其是在研究別人的言語，看有什麼對於自己有關係——能懂，該問，或可取的。
我們先前的學古文也用同樣的方法，教師並不講解，隻要你死讀，自己去記住，分析，比較去。弄得好，是終於能夠有些懂，並且竟也可以寫出幾句來的，然而到底弄不通的也多得很。自以為通，別人也以為通了，但一看底細，還是並不怎麼通，連明人小品都點不斷的，又何嚐少有？人們學話，從高等華人以至下等華人，隻要不是聾子或啞子，學不會的是幾乎沒有的，一到學文，就不同了，學會的恐怕不過極少數，就是所謂學會了的人們之中，請恕我坦白的再來重複的說一句罷，大約仍然胡胡塗塗的還是很不少。這自然是古文作怪。因為我們雖然拚命的讀古文，但時間究竟是有限的，不像說話，整天的可以聽見；而且所讀的書，也許是《莊子》和《文選》呀，《東萊博議》呀，《古文觀止》呀，從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讀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駁雜，腦子給古今各種馬隊踐踏了一通之後，弄得亂七八糟，但蹄跡當然是有些存留的，這就是所謂“有所得”。這一種“有所得”當然不會清清楚楚，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為通文了，其實卻沒有通，自以為識字了，其實也沒有識。自己本是胡塗的，寫起文章來自然也胡塗，讀者看起文章來，自然也不會倒明白。然而無論怎樣的胡塗文作者，聽他講話，卻大抵清楚，不至於令人聽不懂的——除了故意大顯本領的講演之外。因此我想，這“胡塗”的來源，是在識字和讀書。
例如我自己，是常常會用些書本子上的詞彙的。雖然並非什麼冷僻字，或者連讀者也並不覺得是冷僻字。然而假如有一位精細的讀者，請了我去，交給我一枝鉛筆和一張紙，說道：“您老的文章裏，說過這山是‘崚嶒’的，那山是‘巉岩’的，那究竟是怎麼一副樣子呀？您不會畫畫兒也不要緊，就鉤出一點輪廓來給我看看罷。請，請，請……”這時我就會腋下出汗，恨無地洞可鑽。因為我實在連自己也不知道“峻嶒”和“巉岩”究竟是什麼樣子，這形容詞，是從舊書上鈔來的，向來就並沒有弄明白，一經切實的考查，就糟了。此外如“幽婉”，“玲瓏”，“蹣跚”，“囁嚅”……之類，還多得很。
說是白話文應該“明白如話”，已經要算唱厭了的老調了，但其實，現在的許多白話文卻連“明白如話”也沒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識非識的字放棄，從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彙，搬到紙上來；也就是學學孩子，隻說些自己的確能懂的話。至於舊語的複活，方言的普遍化，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一須選擇，二須有字典以確定所含的意義，這是另一問題，在這裏不說它了。
選自《且介亭雜文二集·人生識字胡塗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