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九章 人獸之間(1 / 3)

細腰蜂與“特殊智識階級”

北京正是春末,也許我過於性急之故罷,覺著夏意了,於是突然記起故鄉的細腰蜂。那時候大約是盛夏,青蠅密集在涼棚索子上,鐵黑色的細腰蜂就在桑樹間或牆角的蛛網左近往來飛行,有時銜一支小青蟲去了,有時拉一個蜘蛛。青蟲或蜘蛛先是抵抗著不肯去,但終於乏力,被銜著騰空而去了,坐了飛機似的。

老前輩們開導我,那細腰蜂就是書上所說的果蠃,純雌無雄,必須捉螟蛉去做繼子的。它將小青蟲封在窠裏,自己在外麵日日夜夜敲打著,祝道“像我像我”,經過若幹日,——我記不清了,大約七七四十九日罷,——那青蟲也就成了細腰蜂了,所以《詩經》裏說:“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蟲。蜘蛛呢?他們沒有提。我記得有幾個考據家曾經立過異說,以為它其實自能生卵;其捉青蟲,乃是填在窠裏,給孵化出來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見的前輩們都不采用此說,還道是拉去做女兒。我們為存留天地間的美談起見,倒不如這樣好。當長夏無事,遣暑林陰,瞥見二蟲一拉一拒的時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滿懷好意,而青蟲的宛轉抗拒,則活像一個不識好歹的毛鴉頭。

但究竟是夷人可惡,偏要講什麼科學。科學雖然給我們許多驚奇,但也攪壞了我們許多好夢。自從法國的昆蟲學大家發勃耳(Fabre)仔細觀察之後,給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證實了。而且,這細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還是一種很殘忍的凶手,又是一個學識技術都極高明的解剖學家。它知道青蟲的神經構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針,向那運動神經球上隻一螫,它便麻痹為不死不活狀態,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蟲因為不死不活,所以不動,但也因為不活不死,所以不爛,直到它的子女孵化出來的時候,這食料還和被捕當日一樣的新鮮。

三年前,我遇見神經過敏的俄國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發愁道,不知道將來的科學家,是否不至於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將這注射在誰的身上,則這人即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爭的機器了?那時我也就皺眉歎息,裝作一齊發愁的模樣,以示“所見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國的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麼?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麼?不是“治於人者食(去聲)人,治人者食於人”麼?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於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人類升為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蠃並驅爭先。即以皇帝一倫而言,便難免時常改姓易代,終沒有“萬年有道之長”;“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現在又似乎有些別開生麵了,世上誕生了一種所謂“特殊智識階級”的留學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結果,說醫學不發達是有益於人種改良的,中國婦女的境遇是極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錯,一切狀態都已夠好。E君的發愁,或者也不為無因罷,然而俄國是不要緊的,因為他們不像我們中國,有所謂“特別國情”,還有所謂“特殊智識階級”。

但這種工作,也怕終於像古人那樣,不能十分奏效的罷,因為這實在比細腰蜂所做的要難得多。她於青蟲,隻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一蜇,即告成功。而我們的工作,卻求其能運動,無知覺,該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覺一失,運動也就隨之失卻主宰,不能貢獻玉食,恭請上自“極峰”下至“特殊智識階級”的賞收享用了。就現在而言,竊以為除了遺老的聖經賢傳法,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文學家和茶攤老板的莫談國事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之外,委實還沒有更好,更完全,更無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學生的特別發見,其實也並未軼出了前賢的範圍。

那麼,又要“禮失而求諸野”了。夷人,現在因為想去取法,姑且稱之為外國,他那裏,可有較好的法子麼?可惜,也沒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準集會,不許開口之類,和我們中華並沒有什麼很不同。然亦可見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無華夷之限也。猛獸是單獨的,牛羊則結隊;野牛的大隊,就會排角成城以禦強敵了,但拉開一匹,定隻能牟牟地叫。人民與牛馬同流,——此就中國而言,夷人別有分類法雲,——治之之道,自然應該禁止集合;這方法是對的。其次要防說話。人能說話,已經是禍胎了,而況有時還要做文章。所以蒼頡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對,而況於官?猴子不會說話,猴界即向無風潮,——可是猴界中也沒有官,但這又作別論,——確應該虛心取法,返樸歸真,則口且不開,文章自滅;這方法也是對的。然而上文也不過就理論而言,至於實效,卻依然是難說。最顯著的例,是連那麼專製的俄國,而尼古拉二世“龍禦上賓”之後,羅馬諾夫氏竟已“覆宗絕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點就在雖有二大良法,而還缺其一,便是: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

於是我們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這樣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枝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著的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三者得一,闊人的地位即永久穩固,統禦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於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闊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實在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

假使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嗬!這時再不必用什麼製帽勳章來表明闊人和窄人了,隻要一看頭之有無,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貴賤的區別。並且也不至於再鬧什麼革命,共和,會議等等的亂子了,單是電報,就要省下許多許多來。古人畢竟聰明,仿佛早想到過這樣的東西,《山海經》上就記載著一種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沒有了能想的頭,卻還活著,“以乳為目,以臍為口”,——這一點想得很周到,否則他怎麼看,怎麼吃呢,——實在是很值得奉為師法的。假使我們的國民都能這樣,闊人又何等安全快樂?但他又“執幹戚而舞”,則似乎還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專為闊人圖便利而設的理想底好國民又不同。陶潛先生又有詩道:“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連這位貌似曠達的老隱士也這麼說,可見無頭也會仍有猛誌,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智識階級”的國民,也許有特在例外的希望;況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後,精神的頭就會提前飛去,區區物質的頭的有無也算不得什麼難問題。

選自《墳·春末閑談》

我仇貓的原因

從去年起,仿佛聽得有人說我是仇貓的。那根據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貓》;這是自畫招供,當然無話可說,——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點擔心了。我是常不免於弄弄筆墨的,寫了下來,印了出去,對於有些人似乎總是搔著癢處的時候少,碰著痛處的時候多。萬一不謹,甚而至於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於得罪了“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前輩”之流,可就危險已極。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大腳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渾身發熱之後,做一封信登在報紙上,廣告道:“看哪!狗不是仇貓的麼?魯迅先生卻自己承認是仇貓的,而他還說要打‘落水狗’!”這“邏輯”的奧義,即在用我的話,來證明我倒是狗,於是而凡有言說,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說二二得四,三三見九,也沒有一字不錯。這些既然都錯,則紳士口頭的二二得七,三三見千等等,自然就不錯了。

我於是就間或留心著查考它們成仇的“動機”。這也並非敢妄學現下的學者以動機來褒貶作品的那些時髦,不過想給自己預先洗刷洗刷。據我想,這在動物心理學家,是用不著費什麼力氣的,可惜我沒有這學問。後來,在覃哈特博士(Dr.O.Dhnhardt)的《自然史底國民童話》裏,總算發現了那原因了。據說,是這麼一回事:動物們因為要商議要事,開了一個會議,鳥、魚、獸都齊集了,單是缺了象。大家議定,派夥計去迎接它,拈到了當這差使的鬮的就是狗。“我怎麼找到那象呢?我沒有見過它,也和它不認識。”它問。“那容易,”大眾說,“它是駝背的。”狗去了,遇見一匹貓,立刻弓起脊梁來,它便招待,同行,將弓著脊梁的貓介紹給大家道:“象在這裏!”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從此以後,狗和貓便成了仇家。

日爾曼人走出森林雖然還不很久,學術文藝卻已經很可觀,便是書籍的裝潢,玩具的工致,也無不令人心愛。獨有這一篇童話卻實在不漂亮;結怨也結得沒有意思。貓的弓起脊梁,並不是希圖冒充,故意擺架子的,其咎卻在狗的自己沒眼力。然而原因也總可以算作一個原因。我的仇貓,是和這大大兩樣的。

其實人禽之辨,本不必這樣嚴。在動物界,雖然並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樣舒適自由,可是嚕蘇做作的事總比人間少。它們適性任情,對就對,錯就錯,不說一句分辯話。蟲蛆也許是不幹淨的,但它們並沒有自命清高;鷙禽猛獸以較弱的動物為餌,不妨說是凶殘的罷,但它們從來就沒有豎過“公理”“正義”的旗子,使犧牲者直到被吃的時候為止,還是一味佩服讚歎它們。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進步;能說話了,自然又是一大進步;能寫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進步。然而也就墮落,因為那時也開始了說空話。說空話尚無不可,甚至於連自己也不知道說著違心之論,則對於隻能嗥叫的動物,實在免不得“顏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視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麼,對於人類的這些小聰明,也許倒以為多事,正如我們在萬生園裏,看見猴子翻筋鬥,母象請安,雖然往往破顏一笑,但同時也覺得不舒服,甚至於感到悲哀,以為這些多餘的聰明,倒不如沒有的好罷。然而,既經為人,便也隻好“黨同伐異”,學著人們的說話,隨俗來談一談,——辯一辯了。

現在說起我仇貓的原因來,自己覺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別的猛獸不同,凡捕食雀、鼠,總不肯一口咬死,定要盡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厭了,這才吃下去,頗與人們的幸災樂禍,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壞脾氣相同。二、它不是和獅虎同族的麼?可是有這麼一副媚態!但這也許是限於天分之故罷,假使它的身材比現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麼一種態度。然而,這些口實,仿佛又是現在提起筆來的時候添出來的,雖然也像是當時湧上心來的理由。要說得可靠一點,或者倒不如說不過因為它們配合時候的嗥叫,手續竟有這麼繁重,鬧得別人心煩,尤其是夜間要看書,睡覺的時候。當這些時候,我便要用長竹竿去攻擊它們。狗們在大道上配合時,常有閑漢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見大勃呂該爾(P.Bruegeld.)的一張銅版畫AllegoriederWollust①上,也畫著這回事,可見這樣的舉動,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從那執拗的奧國學者弗羅特(S.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說——Psychoanalysis,聽說章士釗先生是譯作“心解”的,雖然簡古,可是實在難解得很——以來,我們的名人名教授也頗有隱隱約約,撿來應用的了,這些事便不免又要歸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於我的打貓,卻隻因為它們嚷嚷,此外並無惡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還沒有這麼博大,當現下“動輒獲咎”之秋,這是不可不預先聲明的。例如人們當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續,新的是寫情書,少則一束,多則一捆;舊的是什麼“問名”“納采”,磕頭作揖,去年海昌蔣氏在北京舉行婚禮,拜來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還印有一本紅麵子的《婚禮節文》,《序論》裏大發議論道:“平心論之,既名為禮,當必繁重。專圖簡易,何用禮為?……然則世之有誌於禮者,可以興矣!不可退居於禮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氣,這是因為無須我到場;因此也可見我的仇貓,理由實在簡簡單單,隻為了它們在我的耳朵邊盡嚷的緣故。人們的各種禮式,局外人可以不見不聞,我就滿不管,但如果當我正要看書或睡覺的時候,有人來勒令朗誦情書,奉陪作揖,那是為自衛起見,還要用長竹竿來抵禦的。還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給我一個紅帖子,上麵印著“為舍妹出閣”,“小兒完姻”,“敬請觀禮”或“闔第光臨”這些含有“陰險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花錢便總覺得有些過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