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可以沒收，現在可以發還。這其中是同一個政府，依據的是不同的“理”。政權的性質發生蛻變時，“理”也就相應改變。“昨日階下囚，今日座上賓”，所說的就是“理”之變化。
本分
《諺語》（1933年，《南腔北調集》）
“諺語”、“格言”之類，絕不能等同於定理和定律，“粗略的一想，諺語固然好像一時代一國民的意思的結晶，但其實，卻不過是一部分的人們的意思。”先生所指出的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不有此一辯。先生舉例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這一句，就是壓迫者教導被壓迫者所用，被壓迫者大概最好不要學舌。它“教人要奉公，納稅，輸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閑事；而壓迫者是不算在內的”。
百姓們守住了這句諺語，也就守住了本分，壓迫者要治理他們，也就容易多了。壓迫者的“本分”是什麼？是壓迫嗎？是榨取和享樂嗎？這原本也不需注釋。
有人不斷地勸告別人安於本分，自己卻忙著幫閑。幫閑者自有幫閑者的“本分”。看來“各人自掃門前雪”也嫌含混，因為哪些才算“門前雪”還需厘定：有人是巨屋曠門，“門前雪”也就浩茫無邊。還有，在一定的時刻，這諺語在一定的人物身上簡直就常反過來使用—這樣竟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好像覺得人家天生就是要幹涉別人、轄製和規範別人。
問題變得棘手了。因為因人而異，遵守的規則大不相同。人要變，規則也要變。同一個“本分”，各守各的，也算“自掃門前之雪”了。可戰士的“本分”與蒼蠅的“本分”怎會相同？戰士要戰鬥，要荷戟，而蒼蠅要逐臭，要嗡叫。先生指出，哪怕是同一個人，“被壓製時，信奉著‘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勢，足以淩人的時候，他的行為就截然不同，變為‘各人不掃門前雪，卻管他人瓦上霜’了。”還說：“專製者的反麵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不斷勸送這格言的，如果不是因為怯懦和糊塗，那就一定是卑劣。
中庸、苟且、怯弱、自私，這與尊重他人的自由、基本權利等等，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打諢的角色
《幫閑法發隱》（1933年，《準風月談》）
“幫閑”者是繁衍不絕，代代相襲的。做個“幫閑”簡直不用學習，血液裏一旦有了那個因子，任其發展就成。任何時代的“打諢”者，主子喜歡，麻木的看客更會喜歡。
有人總以為“幫閑”者是主子一類才擁有、才欣賞和需要的，其實錯了，起碼是不全麵。如果注意一下他們在眾多看客麵前怎麼做鬼臉、怎麼打趣，而眾多的看客又怎麼哄笑、鼓掌，就會明白，眾多的看客也需要、也喜歡他們。而由此還會被啟發，主子的喜歡“幫閑”，起碼也還多少因為他有取悅於看客的本領。
先生說：“……由此想到了幫閑們的伎倆。幫閑，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於行凶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凶。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的。”
不是他能使“血案”沒有“血跡”、沒有“血腥氣”，而是他自己不會沾上。多麼狡猾與可惡的“幫閑”和“幫凶”。
比如主子工作累了，想下下棋、打打牌，他們就陪；要散步、運動什麼的，他們也陪。這時候是名符其實的“幫閑”。但閑中也有忙，比如趁機“建議”之類。然而主子總要發發脾氣，發發火氣，邪勁上來也必要使用暴力，不然就做不成主子。這時的“幫閑”必須趕緊斂起笑容，機警地一旁侍立，找機會提個醒，或幹脆插上一手。這就是“幫凶”了。
因為“幫閑”的能夠“幫凶”，使主子分外器重，主子將其地位看得遠遠高於一般的仆人，更高於守門的武夫。那些莽漢除了抄家夥什麼也不會。
文學界的“打諢”者、“幫閑”者是怎樣的？先生說他們有個本領，就是把緊張的事件緩解個徹底，“以醜角的身份而出現了，將這件事變得滑稽，或者特別張揚了不要緊之點，將人們的注意拉開去，這就是所謂‘打諢’”。“而這‘打諢’的腳色，卻變成了文學者”。
當有人提出莊嚴的警告，向公眾指出事件的嚴重時，“這時他就又以醜角身份出現了，仍用打諢，從旁裝著鬼臉，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裏也化為醜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邊都化為笑話。聳肩裝窮，以表現對方之闊，卑躬歎氣，以暗示對方之傲；使大家心裏想：這告警者原來都是虛偽的”。
先生幾筆即把文學界的“打諢”者、“幫閑”者的麵目鏤刻出來，酷似畢肖。先生蔑視地寫道：
“幸而幫閑們還多是男人，否則它簡直會說告警者曾經怎樣調戲它，當眾羅列淫辭，然後作自殺以明恥之狀也說不定。”多麼可怕、可憐，然而後果卻是相當嚴酷的，正如先生指出：“周圍搗著鬼，無論如何嚴肅的說法也要減少力量的，而不利於凶手的事情卻就在這疑心和笑聲中完結了。”
至此，“幫閑”就完成了自己“幫凶”的任務。
平時，如果沒有嚴重的事件、形勢尚不那麼緊迫的時候，“幫閑”們所要做的，就是“七日一報，十日一談，收羅廢料，裝進讀者的腦子裏去，看過一年半載，就滿腦都是某闊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開心是自然也開心的。但是，人世卻也要完結在這些歡迎開心的開心的人們之中的罷”。
民眾如果不懂得憎惡“幫閑”者“打諢”者，這個民族是不會有未來的。
不置一辭
《論秦理齋夫人事》（1934年，《花邊文學》）
“這幾年來，報章上常見有因經濟的壓迫，禮教的製裁而自殺的記事，但為了這些，便來開口或動筆的人是很少的。隻有新近秦理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殺，卻起過不少的回聲。”
“一切回聲中，對於這自殺的主謀者—秦夫，雖然也加以恕辭，但歸結卻無非是誅伐。”
這使先生不安以至有些憤怒了。誅伐者說人生的第一責任是生存，那麼自殺就是失職；第二責任是受苦，那麼自殺就是偷安。還有的評論家說人生就是一場戰鬥，自殺者等於逃兵，雖死也不足以蔽其罪。這好像說得過去，然而也嫌太籠統了。先生就此歸結道：
“人間有犯罪學者，一派說，由於環境；一派說，由於個人。現在盛行的是後一說，因為倘信前一派，則消滅罪犯，便得改造環境，事情就麻煩，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殺的批判者，則是大抵屬於後一派。”
先生沒有直說的是，要追究環境，何止於麻煩和可怕，簡直就是直接宣布自己的戰士的立場，一般人有此勇氣嗎？
秦夫人隻是一個弱者。她是被黑暗時世所吞噬。在這個“人肉筵席”的“大廚房”間活動的弱小女子，這種結局原可以理解。那些不想拆除這“廚房”者，縱然有滿腹經綸，也不免可憎可厭，僅僅是個“幫凶”，而且是個多嘴多舌的“幫凶”。
說人生是戰鬥，自殺就是逃兵者，也未免太輕鬆、太自誇了一點。對於弱者，一個旁觀者大約沒有多少權利說這樣的話。先生說對於弱者，“我們固然未始不可責以奮鬥，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勝於孤軍，況且自殺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戰鬥的應援者，當他人奮鬥時，掙紮時，敗績時，也許倒是鴉雀無聲了”。
是的，一個人不能同奮鬥者、掙紮者同站一起，不是戰鬥的“反援者”，也就失去了指責的資格。那樣的漂亮話不僅不值一文，而且冰冷可憎。在別人掙紮時，奮鬥時，並未聽到這種振振有詞：他們簡直沒有半點聲響。
先生對無邊的苦難，對於弱者，未死的和掙紮的、將死的與已死的，寄予了深深的同情：“窮鄉僻壤或都會中，孤兒寡婦，貧女勞人之順命而死，或雖然抗命，而終於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經上誰的口，動誰的心呢？真是‘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先生正告那些搖唇鼓舌之流：“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為的是改革。責別人的自殺者，一麵責人，一麵正也應該向驅人於自殺之途的環境挑戰進攻。”
如若不是如此，不僅僅如此，那麼—先生怒斥道—“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凶而已。”
如上整整一段，先生都加了著重號。
謀隱與淪落
《隱士》（1935年，《且介亭雜文二集》）
一旦成為有名的“隱士”，他就成了人物。但不少人將“隱士”與淪落之士混為一談，就大錯特錯了。“隱士”有了招牌，人人談論，就不僅成了極有身份的人，不但絲毫不“隱”，還風光得遠非常人所能比。一般人心目中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這種人物，世間是不會知道的”。一旦知道了某某是個“隱士”，那麼這個“隱士”從此也就大打折扣了。
看來做“隱士”是非常危險的，要經常處於兩難的境地。因為“隱士”，“曆來算是一個美名，但有時也當作一個笑柄”。盡管如此，仍然有不少人想當“隱士”。為什麼？因為其中的絕大部分是謀官不成才謀“隱士”，如果“謀官謀隱兩無成”，“才是淪落”。先生說：“可見‘隱’總和享福有些相關，至少是不必十分掙紮謀生，頗有悠閑的餘裕。”
先生列舉那些曆史上有名的歸隱者：陶淵明先生最赫赫有名，是個田園詩人，然而他有奴子。漢晉的奴子不但侍候主人，還要給主人種地或營商。“所以雖是淵明先生，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而且沒有飯吃，早已在東籬旁邊餓死了。”更有些文士詩翁，自稱什麼釣魚的打柴的，“倒大抵是悠遊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嚐捏過釣竿或斧頭柄”。
如果說“隱”大多是迫不得已，那麼“淪落”就更是迫不得已。淪落就要掙紮，因為人是很不願淪落的。淪落者與“隱者”處境不同，但他們的出發點是相似的，隻不過一個“謀”而成，一個“謀”而不成，淪為下者。
“官”與“隱”都是可“謀”之物，唯淪落不必“謀”。
並非所有的“隱士”都是“謀官”不成的產物，也有真的“謀隱”者一開始就直取“隱”路，但這也與人們心目中的“隱者”無關。無論如何，掛了招牌的“隱士”還不那麼簡單，切不可被這招牌給蒙騙。正如先生所說：“隱士家裏也會有幫閑，說起來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換飯的時候，那時立刻就有幫閑的，這叫‘啃招牌邊’。”
先生對各種“隱士”有入木三分的描繪：“泰山崩，黃河溢，隱士們目無見，耳無聞，但苟有議及自己們或他的一夥的，則雖千裏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聰目明，奮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遠勝於宇宙之滅亡者。”
好個“隱士”。
幫閑的文采
《從幫忙到扯淡》（1935年，《且介亭雜文二集》）
心向廟堂的幫閑以至幫忙文人，並非永遠是無聊和尷尬的。先生舉例說《離騷》“卻隻是不得幫忙的不平”，還有宋玉，也是個“幫閑”。但“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