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此說的是這些文學家的才華。不論對於“幫閑”和“幫忙”怎樣評價、它的性質如何，但因文采而落成的藝術上的不朽價值，卻難否定。他們所幫者，即主人的性質尚可討論，那是另一個問題。不過像屈原這樣的詩人，畢竟也忠貞純粹，遠非靠“幫閑”、“幫忙”的揩油之徒。他的文采自然也包含了這份純粹吧。先生就此沒有多說。屈子可投江，可見不是一般的苟且之徒，他有決絕之勇。
先生又談到古代不同的君主和不同的“幫忙”和“幫閑”者。“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閑’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後者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隻在弄臣之例。”這一分開，頗讓具有雄心壯誌的“弄臣”惱憤。他不甘於作為一個“俳優”而被君主“蓄之”，即不僅僅做個“幫閑”，而急於奮起“幫忙”。這樣做的結果是不同的，弄不好會討個沒趣。再說“幫忙”者也未見得不排斥“幫閑”者，因為這一來等於後者搶前者的飯碗，也是最忌諱的“爭寵”。
“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閑’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這一來“幫閑”者必定高興，地位與“幫忙”者相同，起碼也可以互置互替。而且“幫忙”者也無意見，因為他自己也分不清究竟是“幫忙”還是“幫閑”了。先生說：“主雖‘庸’，卻不‘陋’，所以那些幫閑者，文采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正因為君主“庸”而不“陋”，所以能幫上閑者，也必定不“陋”。文采概從此出。但如果君主既“庸”且“陋”，那“幫閑”者也必定糟得可以，也不會高明，當然不會有文采，那就活該滅亡了。
所以先生據此道理，說做權門的清客也必需一身本領。“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必須有幫閑之誌，又有幫閑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閑。”
反過來，有誌而無才，亂來一氣，就是先生說的“扯淡”了。
文人要“幫閑”，可見才華、文采之類至為重要。不然連做個“幫閑”都沒有資格，何其悲哀。
“不配”與恐懼
《致台靜農》（1927年，《魯迅書信集》）
有人對先生言及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一事，先生做此答：“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這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
這感謝是真誠的，因為對方是“為我、為中國”。先生在此絲毫沒有貶低或卑視這個獎項的意思，倒能看出他對這個文學獎的尊重。他說自己“不配”，也不僅僅是謙詞，而是真實的看法。
這隻能讓人對先生更為敬重。
先生說的“我不願意如此”一句，包含的意思頗多一些。“不願意”主要原因是自覺得“不配”，其次主要是恐懼。
先生恐懼什麼？一是怕僅僅靠著“中國”兩個字受到格外優待，分配得一個。這樣“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以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二是怕自己的創作生命就此中止：因為當時先生發表作品已非常困難，時世正處於極為黑暗時期，今後能否再有作品問世，一直地寫下去，還是個未知數。三是最主要的恐懼之點：“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
最大的恐懼是此獎帶來的難言的壓迫。盛名與官府一起摧毀一個作家，讓其從底層浮出，將是非常可怕的。這當然是真正的毀滅，是劫難，是不能再生。所以先生說：“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先生所說的“不配”，今天的人會怎麼看？果然，也真有人認為先生是不配的。他們的理由很多，作品的數量、規模，特別指出沒有一部或數部長篇等等。
我鄙視這種判斷。
先生如果列入諾貝爾獲獎作家之林，隻能給這個獎項增添光榮。以我的比較，先生若列入已有的、我所能理解的獲獎作家中，定是個熠熠生輝的名字。先生的確最能代表中國和中國的文學。先生的筆不僅是真正的匕首投槍，而且是真正的如椽巨筆。比起這支筆來，其他的一些—無論是五四時期的或是當代的，就變細變輕、不足論了。諾貝爾獎在當今的中國作家缺席的事實，並未造成太大的遺憾。但在當年的缺席，卻是個極大的遺憾。
文學是不能以數量論的。即便以數量論，先生那支多產的勤奮的筆，也足以讓人吃驚了。他把生命獻給了文學和戰鬥，他去世的前十天還寫了一篇作品。
先生的雜文是世界上最華美的篇章之一，人類所能達到的美文的極限，先生已達到了。這些雜文是先生一生創作的輝煌，是另一種品格和質地的長篇巨著。
更有《呐喊》《彷徨》等小說集。
寫出了長篇的作家太多了。這些長篇有多少能比得上先生的文章更沉？一架天平的一端疊上去，另一端再放上先生的文集，這架天平將怎樣傾斜，不是很清楚嗎？
真正的藝術，僅是從事藝術者本身—他即是一切。先生幾乎使所有的作家羞愧。
“除去”與將來
《致韋素園》（1931年，《魯迅書信集》）
“中國的做人雖然很難，我的敵人（鬼鬼祟祟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終當為文藝盡力……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的。”
先生那份悲憫和自信袒露著，今人慨歎。這就是一個大師、一顆噗噗跳動的知識界的良心，在當時的處境—心的處境。
“但在中國，卻確是謠言也足以謀害人的，所以我近來搬了一處地方。”
因“謠言”而搬家，這在當代也並非罕見。先生攜妻兒在冬月遷居，足可見被逼迫的情狀。當時不僅有“叭兒狗”和它的“酷主”、“衙役”，更有“第三種人”，有“幫閑”們，有失了操守的無恥文人，有誌大才疏的“文學家”、“天才”們，真是形形色色。圍剿不斷發生，在流血之夜，先生避入客棧，遙遠星空，“吟罷低眉無寫處”……
當年隻有“中庸”之徒舒服一些。因為他們沒有原則，沒有血性，有筆而無良知，於是也無鋒芒、無風險，那張“中庸的臉”就是世俗世界的通行證。他們在淡淡的血痕麵前議論，發出蒼蠅的嗡鳴。
先生的文章已成禁忌，在最黑暗的時世，大多數報刊已不敢發表先生的文章。南南北北謠傳先生已被捕，而官府的確已將先生的名字列入通緝名單。先生說：“……無時不被攻擊，每年也總有幾回謠言，不過這一回造得較大，這是有一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
“無時不被攻擊”—這就是當年的真實。一個戰士的話，就是這般的艱辛與光榮。一個真的戰士，可纏住、拖住多少庸敵和醜類。他們的確“鬼鬼祟祟”，在陰暗處躥動溜走。庸敵和醜類是掩不去的自卑和絕望，於是常常把幻想擴展成為事實，放出謠言，求得自慰。他們巴不得“戰士”早已“被拘”或“死去”，急於除去而後快。
那麼“除去”之後呢？將來呢？他們似乎沒有想過。
他們也許忘記了。戰士之可畏，並非一個肉軀，而是他神威的靈魂。這靈魂會死滅嗎？
一個肉軀的存活，即便有一百年，也仍然有限，仍然短暫。而靈魂就不同了。這靈魂，這精神，既不死滅，也就光焰長存，直照得鬼魅們心寒。
“以我為‘絆腳石’，以為將我除去，他們的文章便光焰萬丈了。其實是並不然的。文學史上，我沒有見過用陰謀除去了文學上的敵手，便成為文豪的人。”
將勇士和戰士除去，醜類們也不會擁有將來。因為“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的”。
這就是一個戰士的自信—這自信在黑暗時世裏發出，就愈顯得有力逼人。
師道與目前之益
《致曹聚仁》（1933年，《魯迅書信集》）
談起青年、學生，先生滿懷深情。這可在先生留下的文字中常常見到，如《為了忘卻的記念》《淡淡的血痕中》《無花的薔薇》……但冷酷的現實讓先生不得不從簡單的進化論的角度和眼光走出。原來先生總以為時代和人會在“進化”中變得愈好起來，青年總不至於像老一輩人那般難測吧？在腥風血雨之中，先生痛苦地否定了自己的推斷。
現在的先生寫道：“十餘年來，我所遇見的文學青年真也不少了，而希奇古怪的居多。”
“希奇古怪”四字包含了無盡的內容。用這四個字包含青年中的“居多”，不僅準確、絕妙，而且透著無言的辛酸。在先生的經驗中，他有過教訓，所以不得不改變一些做法，並稍稍遮掩著對青年的火熱心腸。他說：“由於曆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見麵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托付了。”
這想必是先生很內在的一些感觸，輕易不會寫出。正因為這種心情的真實，才讓人分外感動，體會著先生那種難以表達的意緒。這與前麵說過的“希奇古怪”是一致的。
在“文學”這塊稍嫌闊大的幕布遮罩下，花花色色的生命實在太多了。不少人帶著對藝術和藝術家的雙重誤解走入，結果既耽誤了自己，又驚擾了文場。其實藝術事業是相當艱難和寂寞的，並沒有太多世俗的熱鬧和榮耀。從事藝術，有時真的要以命相抵；文學，則是用生命之汁浸染稿紙。藝術在此真的是一場戰鬥。這樣的場景中，那些因誤解而備感失望者會極端痛苦，也就難免不把這未名的痛苦發泄出來—向誰發泄？由於內心怯弱，不敢向“更強者”，而隻得向同行—他認為的“更弱者”發泄了。
先生回憶起一些青年的行徑，難掩心中的痛楚。那些以師相稱的“學生”，在流駛的時光中已經走得太遠，有時簡直難以令人置信。先生寫道：“……就說是青年，當然不免有錯誤，該當原諒的了。而變化也真來得快，三四年中，三翻四覆的，你看有多少。”
先生並非奉行苛刻的“師道”，而是極為平等地與青年相處，更多的是忍辱負重。“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
“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於意料之外者，曆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但我是總如野獸一樣，受了傷，就回頭鑽入草莽，舐掉血跡，至多也不過呻吟幾聲的。隻是現在卻因為年紀漸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漸在回避了。”
對老師落井下石，反噬構陷，不能不說是人間奇醜。但可惜該醜類自“五四”至今，未曾絕跡。先生文中有“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一句。真是大有深意。先生嘲諷過“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如今倒說出類似的判斷，可見也是世相所逼。不這樣判斷，就不是真正的判斷。時代的變化的確也改變了世風，“今之青年”就是比過去的青年更重“目前之益”，就是貪圖“一點小利”。先生已沒法為“今之青年”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