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學和化學的方法
《答“國際文學”社問》（1934年，《且介亭雜文》）
先生答了“三問”，其中的第三問是：“在資本主義的各國，什麼事件和種種文化上的進行，特別引起你的注意？”先生答：“我在中國，看不見資本主義各國之所謂‘文化’；我單知道他們和我們的奴才們，在中國正在用力學和化學的方法，還有電氣機械，以拷問革命者，並且用飛機和炸彈以屠殺革命群眾。”
“文化”一詞是含蘊甚豐的，有時在對應現實上，較難一一說出什麼即是“文化”。先生那時候的人還不像現在的人一樣大膽潑辣，動不動就“飲食文化”、“酒文化”、“商業文化”……先生樸實而幹脆地答了，說他“看不見……所謂‘文化’”。動不動把“文化”一詞搬出，是非常可笑的。先生“看不見”是自然的。他們問的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在中國引起的生活上的改變之類。先生的“看不見”其實也包括了這些。
專製暴政，再加上古老的東方封建王朝遺風，在推廣和使用西方先進科技時既非常可惡又非常有趣。這裏不是急於將其推廣和實行到生活當中，即人民最需要、民族最需要的方麵去，而是將最新的科技之類先引進到拷問犯人、統治異類方麵，在30年代初拷問犯人已使用了“力學和化學的方法”。先生的回答中包含了多少憤怒和蔑視。
當時的農耕、工廠作坊、醫院，尚使用極為原始的方式維持著，這加劇了中國勞苦大眾的災難和不幸。當時對於進步科技的渴望，猶如龜裂的土地盼念水流。但畢竟是以一個國家之廣闊，不會與世界完全隔絕，所以先進的技術終於還是能看得見，但它僅僅裝備在審訊室和監獄之類地方—當時如果就有微型竊聽裝置、窺監裝置、電子警車之類，國人也肯定最舍得花錢。而與之形成尖銳對比的，當時農耕差不多仍用秦代傳下的木犁翻土，醫院裏大抵還是一把草藥一根針、多數城市連普通的盲腸手術都不能做。與此同時，監獄裏的犯人卻早在先進的電刑椅上受撕心裂肺的折騰了，拷問異黨已動用了電子測謊儀、幻覺針劑、催眠術等等。
科學的發展可以在一個方麵催化覺醒。科學所以也可以是專製的敵人。使民眾愚昧和落後，使大多數人在痛苦中掙紮，從根本上講，也是統治者的目的之一。
同一營壘中人
《答〈戲〉周刊編者信》（1934年，《且介亭雜文》）
先生說：“我的一切小說中，指明著某處的卻少得很。”“假如寫一篇暴露小說，指定事情是出在某處的罷，那麼，某處人恨得不共戴天，某處人卻無異隔岸觀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齒，一班人卻飄飄然，不但作品的意義和作用完全失掉了，還要由此生出無聊的枝節來，大家爭一通閑氣。”
這是先生的認識。但“古今文壇消息家，往往以為有些小說的根本是在報私仇，所以一定要穿鑿書上的誰，就是實際上的誰”。
“消息家”以為的“報私仇”一定是有的，但不是先生這樣的人所為。先生“沒有一個私敵”。“消息家”有些不過是“謠言家的毒舌”，是不值一駁的。
戰士的品格，蒼蠅斷然不會理解。戰士蒼涼的心情、決絕的勇氣，也絕非蒼蠅之流、叭兒狗之流所能理解。他們盯住的隻是“報複”和“隱私”，是“謾罵”和“出氣”。他們不會明白人為什麼可以“沒有一個私敵”。
但有時也並非全部都是誤解的緣故。先生洞察了個中情形，明確而坦然地、堅定地表示：“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本來是“同一營壘”，卻要“化了裝”，陰險卑怯。也有這種情形：本是異己分子，卻要裝扮成同誌模樣。反過來，本是敵人，偏因其他緣故，暫時棲身於營壘中，機會到來時，就一定要端刀化裝。他這行動的目的，不過是為自己的背叛取得資本而已。
他通常這樣做—率先站出來斥責，表示自己的痛心以及對“報複文學”“影射文學”的不屑；同時還要懷了希望，期待對方的“悔過”與“轉向”，希望對方能像過去一樣或比過去更加“博大起來”。
其實在這番懇切的背後，一定是心懷了一個主子。奴才的“謙遜”和“大度”需要格外警惕，先生對待這種人的方法就是：“憎惡和鄙視”。
貌似“懇切”，其實在使用特殊的方式誣陷並進而告密，提醒惡勢力如何圍剿、怎樣圍剿。其惡劣作用，的確也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廚房與筵席
《燈下漫筆》（1925年，《墳》）
先生在分析了曆史上反複出現的事例之後，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因為“奴隸”尚且是人，而更多的常常連牛馬還不如的。正如俗語所說：“亂離人，不及太平犬。”
元朝曾規定：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即便這樣，還是令人心悅誠服，因為奴隸畢竟有了價格。“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
先生舉例，說中國的百姓本來是中立的，可惜打起仗來時，連自己屬於哪一麵也不知道了，因為官來了要殺他們，他們仿佛屬於土匪一邊；而土匪來了又殺他們，他們仿佛又屬於官一邊了。“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隻求他們決定他們怎樣跑。”
最黑暗時期的奴隸，做百姓不得，做奴隸不得，做牛馬也不得。因為一切都亂了套，要做奴隸，連個“做奴隸的規則”都沒有。奴隸等於一頭牛，價格雖低，總算有了規則。於是有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這一來百姓就歡呼太平了。
先生指出，已有的中國曆史不論怎麼說，不過隻有過兩種時代而已，這便是：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別無其他奢求，百姓隻求能把奴隸這一職分“做穩了”。這就是真實的曆史。在這兩種“時代”的反複中，中國曆史演進著。那麼現在呢？先生說：“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
先生真“不了然”嗎？
先生“了然”的是眼下國學家在崇奉“國粹”，而文學家在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正熱心複古，他們主張不同，但都對現狀不滿，都想從過去的曆史中尋找“太平盛世”。可是中國的曆史隻有那樣“兩種時代”，他們所能尋到的最好者，也必定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先生不滿於現在，但說：“無須反顧，因為前麵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曆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即便“做穩了奴隸”，也不過是有個做奴隸的規則而已。這規則竟使無數的所謂“智識”者感到陶醉。
一個奴隸等於一頭牛的規則，是吃人的規則。
“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
這罪惡的“廚房”大而牢固。可是有些“智識者”卻在讚頌—這“廚房”、這“筵宴”，以及這“幫廚者”和“廚工”……先生憤怒地說：“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怯者的憤怒
《雜感》（1925年，《華蓋集》）
先生在此說，人世間至少有兩種憤怒：勇者的憤怒和怯者的憤怒。在遷就忍讓持久的時候，在一片苟且慵懶的歲月，人們就極渴望看到一點憤怒。沒有憤怒哪有警醒和反抗？哪有痛快淋漓的力量？憤怒是必須的，是一種對應、一種支撐，是生活中適時而撥的沉重之弦。這根弦震動起來時，灰塵才能抖落。
可是正像先生所說，世上至少有兩種憤怒，它們的結果是不同的。“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又說：“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
是的，這一類“英雄”太多了，他們時時發怒，而一怒，手無寸鐵的百姓就要遭殃。比如先生曾經在《燈下漫筆》中例舉的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類似的殘暴比比皆是，反正怯者一憤怒，更弱者就要遭受苦難。
其實這些“怯者”在“更強者”麵前，即在比他們力量大得多的權貴、皇帝、主子麵前，絕沒有那麼放肆，即便“憤怒”了，也忍得住，俯首稱臣。但這時的“憤怒”會內火攻心，渴望發泄的欲望因此而強化了十倍。於是他們心裏就開始盤算，尋找更弱者了。
當年的“第三種人”文學家是類似的“怯者”。他們的憤怒隻向不能危害其身家性命的“持筆者”開刀，向他們身上潑汙水、圍剿，而對於真正的統治者、專製勢力，是絕不衝撞的；非但不衝撞，還千方百計地邀寵。
他們對於更年輕者，或誘使或撻伐，如先生所說，“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是何等的“英勇”，可惜這種威聲也都是加在更弱者身上。他們對於統治者乖巧非常，察言觀色，自覺遠離著各種禁忌。他們的“憤怒”有時簡直是“暴怒”，但這是“向孩子瞪眼的時候”，“因為幼稚，當頭加以戕賊，也可以萎死的。我親見幾個作者，都被他們罵得寒噤了”。
這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先生說：“孩子們在瞪眼中長大了，又向別的孩子們瞪眼，並且想：他們一生都過在憤怒中。因為憤怒隻是如此，所以他們要憤怒一些—而且還要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怯者的憤怒，是走向末世的憤怒。
這是一種“厭惡現世”的憤怒。“這都是現世的仇讎，他們一日存在，現世即一日不能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