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將“中庸”和“穩妥”稱之為“毒”。是的，它們在這樣一個國度裏，更多的時候的確是毒力大發。
不掩於墨
《無花的薔薇之二》（1926年，《華蓋集續編》）
先生說段祺瑞政府治下的3月18日是“最黑暗的一天”。“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挽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先生在這一天裏寫道：“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是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也就在這樣的時刻、這樣的關頭，所謂的“教授”者流，正與段祺瑞政府聲氣相投。
先生寫道：“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
為什麼？因為這是1926年的3月18日。
不僅僅是冷嘲
《忽然想到》（1925年，《華蓋集》）
“大人”們也有禁忌，但小得多了，至少在“孩子”們看來是這樣。因為禁忌往往來自長輩，所以那禁忌的規定者與製造者自身對於這禁忌也就方便得多了。“長輩的訓誨於我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
下一代往往不知道什麼是禁忌，至少不全知道，所以回避的方法隻能是裝出一副“死相”。這種陰森而微妙的氛圍之中，畢竟冷靜多了。如此下去，“大人”們是高興的。不說不笑是最完全的。不過久了，“孩子”們“有時心裏也發生一點反抗。心的反抗，那些還不算什麼犯罪，似乎誅心之律，倒不及現在之嚴”。
令人心驚的是“誅心”二字。“心”可誅之，即誅精神、思想之源，或說誅殺精神和思想本身。可見“誅心”是在“裝死相”之後—外表裝出一副“死相”似乎可以安全了，但又難保不被“誅心”。
更壞的是“孩子”們到後來終於發現“大人”們是怎樣了：“他們自己就常常隨便大說大笑，而單是禁止孩子。”於是“孩子”們生出的一個願望、一個邏輯就是：快快長大吧。
長大後稍一放鬆，“拋了死相，放心說笑起來，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經人的釘子：說是使他們‘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們的世界，現在是少年們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們雖異，而其禁止說笑也則同。”
這兒的“正經人”是誰？顯然不僅僅是“大人”們和“老人們”，因為“現在是少年們的世界了”；可見“正經人”中一定包括尚未過時的“老人們”和已經成長起來的“少年們”。喜歡禁忌、繼承和製造新的禁忌的人，原來不絕如縷。他們要“治世”，就得“禁止說笑”。
先生總結道：“我想：暴君的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製使人們變成死相。”
“愚民”，即不約而同地以維護禁忌為榮、不斷地摻與製造和延長禁忌的賤民。這部分人擴散在大地上，無處不在無處不生，那麼結果也隻能是讓人們變成“死相”了。“暴君”是強大的，但“暴君”是單調的、高高在上的、使用衙役的，所以“暴君”之網大而疏，偶或留下了人們冷嘲的機會和權利。
看來“愚民”的專製甚於“暴君”的專製。
但如果“暴君的專製”再加上“愚民的專製”又會怎樣？大概那就不僅僅是“冷嘲”，也不僅僅是“裝死相”了，而會擠弄壓製出一種奇特而可怕的社會氣氛。可能是一會兒“冷嘲”一會兒“裝死相”，也可能是“愚民”向“暴君”取媚邀寵：用“熱嘲”對付人們的“冷嘲”。
“愚民”用“熱嘲”對付人們，“暴君”當稍感寬慰了。
精神的絲縷
《〈呐喊〉自序》（1922年，《呐喊》）
“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
魯迅先生文中“寂寞”兩個字還是多次出現。可見先生無法不提到它。什麼才是“寂寞”呢？先生這樣界定：“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讚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讚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嗬，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原來是“無可措手的”“悲哀”，是麵對“毫無邊際的荒原”。我就是從先生這兒，才得以理解“寂寞”為何物，從此可以劃清“無聊”與“寂寞”的界限。“無聊”會呻吟，而呻吟者會苟且也說不定。“寂寞”產生悲憤，悲憤又會激起勇氣，各種各樣的勇氣，追思的、反省的、戰鬥的……於是最終有了呐喊，從無邊無際的荒原傳達於鐵屋。
這鐵屋裏的人要“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他們“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希望既然有，就不能廢止呐喊。“精神的絲縷”牽出了寂寞，但更牽引了勇氣和希望。先生“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呐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
猛士在荒原上，會聽到來自先生的呼應。這樣猛士做前驅而不畏懼，猛士就可以前進了。
這“精神的絲縷”一旦斷掉也就可怕了。一個活著的人不可以將其斷掉。要有牽引，有希望。不然就形同死亡。“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者，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專製的暴君非但不畏懼國民的體格茁壯，而且還時有倡揚。茁壯的體格可以用來服勞役、兵役，但他們從來畏懼國民有個茁壯活潑的精神。他們於是也害怕國民的“寂寞”，總要使其不“寂寞”，使其斷掉“精神的絲縷”……
好像……
《上海文藝之一瞥》（1931年，《二心集》）
一個時期，某一種社會精神支持下的文化界思想界，會湧現出自己的奇怪代表，而且可以大行其道。魯迅先生發現30年代初的上海灘上出現了一種《點石齋畫報》，而“這畫報的勢力，當時是很大的，流行各省……”“影響到後來也實在利害”。內容和手法特征，先生也有過概括：“神仙人物，內外新聞，無所不畫。”但由於戰艦、外國人事，可能很不明白吧，總畫走了形意：“然而他畫‘老鴇虐妓’，‘流氓拆梢’之類，卻實在畫得很好的，我想，這是因為他看得太多了的緣故。”它的影響到了無所不在的地步，結果那時“小說上的繡像不必說了，就是在教科書的插畫上，也常常看見所畫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視眼，滿臉橫肉，一副流氓氣”。
當時出現那樣一份畫報和那樣幾個畫家是不足為怪的。但這種“一副流氓氣”的藝術竟然可以影響巨大，甚至左右和決定了一時的文化藝術趣味，倒著實令人驚訝。更為荒唐的是，教科書的插畫上的“孩子”，也“大抵是歪戴帽，斜視眼，滿臉橫肉，一副流氓氣”。可見風氣之中總是蘊涵了極為粗暴的東西，也可以想見，當時如果不把“孩子”畫成這般模樣，在有的人眼裏可能還算不得正經的、真實的孩子呢！當時有人對於正常一點的“孩子”大概躲避還唯恐不及呢。
這真是妙極了，太發人深思了。
先生接上寫道：“現在的中國電影，還在很受著這‘才子加流氓’式的影響，裏麵的英雄，作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頭滑腦的，和一些住慣了上海，曉得怎樣‘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頭少年一樣。看了之後，令人覺得現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須是流氓。”
假若創作者本身不是這樣，又怎麼解釋呢？所以先生直接稱呼那樣的畫家為“流氓畫家”。
先生說一些熱心“革命文學”者，也“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但是，“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於也頹廢得快。倘在文人，他總有一番辯護自己的變化的理由，引經據典”。先生憤怒地、一針見血地指出：“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
在有些“革命文學者”那兒，“革命”和“文學”“好像兩隻靠近的船”，“而作者的第一隻腳就站在每一隻船上麵。當環境較好的時候，作者就在革命這一隻船上踏得重一點，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壓迫，則在文學的船上踏得重一點，他變了不過是文學家了”。這種腳踏兩隻船的文學人物，永遠不會絕種。
談到所謂的“藝術家”的“狗性”，先生似乎特別想讓人注意另一種狗：“狗也是將人分成兩種的，豢養它的主人之類是好人，別的窮人和乞丐在它的眼裏就是壞，不是叫，便是咬。然而這也還不算壞，因為究竟還有一點野性，如果再一變而為巴兒狗，好像不管閑事，而其實在給主子盡職，那就正如現在的自稱不問俗事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名人們一樣……”
先生並非欣賞“有一點野性”的狗，而是指它畢竟還像一點狗的樣子—靠近它的祖宗—狼的樣子：不是叫便是咬，容易引起人的警覺和注意。可怕的是“巴兒狗”，可怕之處在於它“好像不管閑事”、好像在“為藝術而藝術”。
其次還“好像”無害有益：好玩，可觀賞性強，解悶子，等等。“巴兒狗”對人有極大的蒙騙性、欺騙性、麻痹性和腐蝕性。人們都沉浸在“巴兒狗”的遊戲之中，在它的媚氣和流氓氣嬉戲中消沉下去，豈不危險之極。
它一方麵對主人盡心盡力，另一方麵又幻想自己做起主人。而“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凶到絕頂一樣”。“現在的統治者也神經衰弱……在出版界也布置了比先前更進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卻用著更厲害的流氓手段：用廣告，用誣陷，用恐嚇；甚至於有幾個文學者還拜了流氓做老子，以圖得到安穩和利益”。
在先生眼裏，如上是現實；在我們眼裏，如上則是值得記取的曆史。
天才與泥土
《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墳》）
任何時代，對於“天才”的渴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渴望必須是真的渴望。民眾渴望天才，猶如泥土渴望綠色。
而有時的呼喚“天才”，說痛感眼下缺少“天才”，倒是為了貶損眼下。人類的劣性中有“厭近”的毛病，這正類似嫉妒—“天才”總在古代和外國，至於本國的“將來”，有人卻認為不可能有了—“將來”的人是自己的兒子甚或孫子的孫子的一輩，怎麼能承認其“天才”呢？於是我們不斷聽到這樣可憐的預言：“產生天才的時代是一去不複返了！”
這是真誠的判斷，還是惡意的、幸災樂禍的念頭？在有一部分人看來，未來的生命是不配有比他更好的命運的，當然是不應該再有“天才”了。
這真是一種垂死的心理。
先生說：“我看現在許多人對於文藝界的要求呼聲之中，要求天才的產生也可算是很盛大的了。”那麼“天才究竟有沒有”？先生接著答：不僅據傳聞“天才”沒有，即便使“天才”得以生長的民眾都沒有。
沒有這樣的民眾，又哪來“天才”？即便有了“天才”，平庸的民眾能發現和識別嗎？既能發現和培育出自己的“天才”的，就絕不是平庸的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