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著現在，執著地上的人們居住的。”所以，“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趕快離開罷！”
執著於現在，才有真正的憤怒，才有真正的愛。“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隻有這沒有終止的愛，才有希望，才有未來。
“我們聽到呻吟，歎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見了酷烈的沉默，就應該留心了；見有什麼像毒蛇似的在屍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就更應該留心了；這在預告‘真的憤怒’將要到來。”
“真的憤怒”，即勇者的憤怒。
小鈴鐸
《一點比喻》（1926年，《華蓋集續編》）
一群群待殺的綿羊走在大街上，“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著柔順有餘的眼色”。而每一群綿羊前邊，都有一隻山羊，與其他羊不同的是，它的脖子上掛了一枚“小鈴鐸”。
這就是先生為我們描繪的一幅圖畫。
因為北京通行吃羊肉，羊肉鋪比比皆是，所以也就有了如上的情形。但北京的山羊不多，“聽說這在北京卻頗名貴了，因為比胡羊（綿羊）聰明，能夠率領羊群，悉依它的進止，所以畜牧家雖然偶而養幾匹，卻隻用作胡羊們的領導，並不殺它”。
先生說他的確見過這樣的山羊走在一群群綿羊的前邊領隊，而且真的掛了“小鈴鐸”。先生說脖子上垂掛之物其實是“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
統治者自比“牧人”，也一定以為自己不僅聰明過於綿羊，也過於那些山羊。所以他們有個陰毒的招數，就是尋找可以掛“小鈴鐸”的“智識階級”。如此以來，不僅群眾（綿羊）聽從召喚役使，而且還有了重視“智識”階級的美名。山羊脖子上有了垂掛之物，一路傾聽叮當之聲，自視甚高，感覺也會好極了。所以有沒有“小鈴鐸”大不一樣。先生說：“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但總還是用了，這比起那些隻會自己亂打亂割的家夥高明得多。那樣一來，“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
這是統治者的一忌。由此可以聯想到秦始皇，那真是莽撞愚蠢得可以，他直接來了個“焚書坑儒”。“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掛著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麵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表麵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這一句包含了許多。
這種挫折的緣故，不外乎遇到了不敏的“牧羊人”。這時不僅“小鈴鐸”白掛一場，人家視而不見，而且更可怕的是粗心的牧羊人將其混入胡羊，一頓鞭子趕到屠場，一起流血。
這是掛“小鈴鐸”者最為寒心、最為恐懼之處。但它卻絕不會因此而反抗或逃竄，絕不敢頂撞牧羊人，而是轉而衝向胡羊，向它們身上泄恨發怨。
如果胡羊們咩咩幾聲，或偶有蹦跳，掛“小鈴鐸”者先怒、先驚，先惶惶不可終日。它如果在疏失中領錯了路，那就注定了要遭殃，說不定當即被摘下“小鈴鐸”，轟到胡羊群裏去。
其實山羊不被殺是暫時的。它在力氣使盡的時候，也難免那個結局。它如果早日擲還“小鈴鐸”，也許會更好一些。但這是不可能的。
時間的流駛
《紀念劉和珍君》（1926年，《華蓋集續編》）
……那淒慘的時刻過去了許久，先生好像未發一言。
先生沉默著。時間在流駛，先生注視著自己的沉默。“先生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先生在開追悼會的禮堂外徘徊時，有人這樣問，先生答：“沒有。”
隻是沉默。“我實在無話可說。我隻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
“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哪裏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
可是之後呢？“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這些所謂的“智識者”，竟然誣蔑參加請願的愛國群眾是“盲目地被人引入‘死地’”。
他們想把罪責歸於別人，並且讓受害人自身也因“盲目”而領得一份。這的確是“陰險”，而且還有無恥。
先生更擔心“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先生是擔心遺忘。而遺忘容易變得有罪。
究竟有什麼能抵禦“時間的流駛”帶來的“洗滌”和“銷磨”？我們將用什麼來戰勝遺忘？大概這就是先生沉默的原因。
呼喊，發聲，這在當時並不難—憤怒的時刻，淒厲的時刻……可是以後呢？“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這才是人類真正的不幸，真正的罪惡。
不能讓血色“淡紅”，不能讓悲哀“微漠”。讓其逼真而徹底地呈現於後世和將來，比什麼都重要啊。
可怕的“時間的流駛”。
在漫長或不那麼漫長的時光之後，“淡紅”而且“微漠”，人們又必然“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先生大聲呼出：“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難以抑壓的回憶之潮湧來……“我向來是不憚於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一地步。”
即便“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也仍然“不信”—“無端在府前喋血”的劉和珍君，是“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女孩子！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比這誣陷更卑劣的，是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先生寫道：“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再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先生在此指出了“沉默”唯有兩種結果：或爆發，或滅亡。
時間永遠流駛，街市似乎依舊。“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給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意義，我總覺得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
先生又說：“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曆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多麼可怕。然而這次盡管隻是徒手，總是“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渺茫的悲苦
《淡淡的血痕中》（1926年，《野草》）
先生從造物主身上，看出了怯弱，也看出了“中庸”。造物主是怎樣的？他什麼用意？原來“他專為他的同類—人類中的怯弱者—設想”，造物主所做的一切，並顯示不出多少勇氣。他就讓人類在“淡淡的血痕”中維持下去。
造物主需要人類的忍受，使人類處於遺忘和半遺忘、等待和半等待、忍受與半忍受之間。他讓人尷尬、猶豫、卑瑣而可憐著。他害怕人類，所以他是個怯弱者。
他多少次使天地變異，卻不敢使其毀滅，這兒指的是“變異”。他使生物衰亡，卻不敢堆積屍體，這兒指的是“衰亡”。他使人類流血，但要暗暗地流，並且不敢讓血色永遠鮮濃，這兒指的是“暗淡”。他使人類受各種苦難，卻又要讓其漸漸遺忘，這兒隻是“受過”。
但造物主用什麼辦法達到這樣的目的呢？原來是“用廢墟荒墳來襯托華屋，用時光來衝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為度，遞給人間，使飲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無知，也欲死，也欲生”。
造物主的辦法是百戰百勝、行之必效的。造物主以怯弱者的需求為尺度，設計了一切，達到了一切。他眼中的怯弱者遍布四方，他們彼此需要；他需要怯弱者的證明，怯弱者則需要他的設計。在一個彼此順應配合以至和諧的現世，即沒有了新生的未來。
在半死不活、半怨不怒、半醉不醒的狀態下，人們咀嚼著他人和自我的渺茫的悲苦。這悲苦因渺茫而可以忍受，而“究竟勝於空虛”。
人們就在這種咀嚼中，悚息和靜待，因為新的悲苦總要到來—對於它，半是恐懼，半是渴望著相遇。
“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這樣。”
希望在哪裏？在於對造物主的叛逆—這才是徹底的叛逆。“叛逆的猛士出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將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滅盡，這些造物主的良民們。”
叛逆，指背叛造物主所設計、所賦予的一切。隻有這樣的叛逆，才能掙脫不變的命運之索，爭取到人類的未來。
造物主是怯弱者，他潛於怯弱的人類自身。猛士的叛逆，即是叛逆自身的怯弱。
那個時刻，造物主就會羞慚地“伏藏”。於是，天地在猛士的眼中變色。
沙上之塔
《習慣與改革》（1930年，《二心集》）
“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先生的發現是源於曆史的總結、更源於長久的體察。比如，即便是實行“陽曆”一事，在當時的上海也受到了難以想象的困難：一方麵日曆牌上刪掉了陰曆，隻存節氣；另一方麵報章上又登出了“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曆”廣告。有人不是要變革、變掉陰曆嗎？那好，有人索性準備了一百二十年的陰曆，“連曾孫玄孫時代的陰曆，也已經給準備妥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