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
如果每個人都想自己做“天才”，倒不如先甘願做做泥粒。這樣的泥粒組成的好土壤，絕不會是不毛之地，也絕不會寸草不生的。
一方麵是呼求“天才”，另一方麵又唯恐有誰真的成了“天才”。內心裏對“天才”不是盼念，而是恐懼，正像先生所指出的：“一麵固然要求天才，一麵卻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
原來有人的呼喚“天才”，隻是“掃土”的方法和計謀之一。先生憤慨地說：
“這樣的風氣的民眾是灰塵，不是泥土，在他這裏長不出好花和喬木來！”
有人對於“嫩苗”是絕不憐惜的，因為它有一天也許會長成參天大樹。所以，“作品才到麵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寫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國要天才！’”這其實是在長了嫩苗的大地上馳馬，踐踏掉“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
如此下去，“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還切近”。“泥土和天才比，當然是不足齒數的，然而不是艱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
先生說得極是。長了嫩苗的大地上馳馬，踐踏掉“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
依靠與淩蔑
《二醜藝術》（1933年，《準風月談》）
無論在生活中還是舞台上，人們對於三種角色—老仆、惡仆（小醜）和二花臉（二醜）—以及這三種傾向者，最喜歡的是老仆，他雖跟從主子，但畢竟忠心耿耿，似乎也“純粹”；比較容忍甚至多少喜歡二醜，因為他活絡、有趣、有生存能力；最恨的是小醜，嫌其作惡多端，總巴望該類人物速速死滅。
其實人們對“二醜”的罪惡實在是忽略和輕視了。他不僅是惡主的智囊、提醒者、頌揚者和門人奴才，而且還是特殊的蒙騙者。他是人性類型中最不純粹最不磊落的一種。“而二醜的本領卻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依靠的是權門，淩蔑的是百姓”。
一個“依靠”、一個“淩蔑”，“二醜”的本質就突出了。
不是所有人想做“二醜”就可以做的，這類社會角色所要求的條件也算苛刻：要“有點上等人模樣”，要“懂些琴棋書畫”。這種角色在必要的時候，完全可以給惡主一點精神上的慰藉，給惡主最為關鍵的“點撥”，充當特殊而有效的“告密者”。
但這又並不說明他對惡主的忠，而隻是一種“依靠”。先生生動地描述了“二醜”的卑怯與頑劣：“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麵又回過臉來，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著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家夥，這回可要倒楣哩！”
“裝起鬼臉”，這就是“二醜”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先生指出：“這最末的一手，是二醜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仆的愚笨，也沒有惡仆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閑，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餘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
多麼可怕與可惡的“二醜”。當其“分著餘炎”的時候，是何等的氣派。人們對“餘炎”當是非常熟悉的。
先生說：“世間隻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
當人們有一天一齊疏遠“二醜”、伸手揭露“二醜”的時候，也正是理性增進的時候。“二醜”常以“幫閑”的麵目出現，實則卻會做最陰毒的“幫凶”。
純謹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1936年，《且介亭雜文末編》）
當頌揚一個可頌揚的人、貶責一個可貶責的人時，要看側重在哪一個方麵。不然，同樣是頌揚和貶責，內在的差異可就相距遙遙了。頌揚之中可能包蘊著扼殺、遮掩、歪曲，而不僅僅是一般的誤識。
同是一個章太炎，官紳眼裏的，民眾眼裏的，買辦文人眼裏的，價值和色澤完全不同。
革命前後的章太炎是不一樣的。當年的章太炎極得魯迅先生頌揚，先生怒斥那些在章太炎死後大加嘲弄的“文儈小人”：“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先生對章的評價是：“考其生平，以大勳章做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者，並世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
但革命後，章太炎“自藏其鋒芒”，埋頭於學問。他在親自手定的《章氏叢書》中，將先前見於書刊的“鬥爭的文章”，多數刊落。後來刻印的《章氏從書續編》，所收的文章更是“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鬥爭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先生說太炎的著作看上去“更純謹”，深以為惋惜。
但官紳和買辦文人至為推崇的就是這“純謹”。他們恨不能在當年就親手重塑一個“章太炎”，親手折其“鋒芒”，讓其變為單純的“學者”、“學人”、“古文字學家”—可惜章太炎在世時，多半生是不合他們意願的，即不那麼“本分”和馴順，時有激進之舉。
這樣一直到後來的“純謹”，再到去世，重新詮釋和塑造的機會也就來了，其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擇自己喜歡者大加頌揚，從而達到歪曲和割裂的目的。這是百試不廢的一個成功之法—後人對待前人，往往樂於取此方法。
先生認為章太炎“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當然不僅是文章，更重要的還有先生所說的“並無第二人”的行為。
官紳們所偏愛的，是變化後的章太炎。“太炎先生雖說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
從一個人的選擇上看，章太炎是有做“寧靜學者”的自由和權利的，也必須受到尊重。但魯迅先生所要求和期望的，卻是時代的、至高的，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意義，是執論於更高的理念、更堅實的道德基礎之上的。而魯迅先生所揭露的，是那些官紳和買辦文人的“塑造”行為，是他們這一行為內在的惡意：拒絕和誹謗戰士。
我們在任何時候當然都缺少“純謹”。但“純謹”也為了“求真”，也通向真理。所以為真理而呐喊、而鬥爭，當是遠在一般的所謂“純謹”之上的。
不絕之滓
《沉滓的泛起》（1931年，《二心集》）
沉滓沉在下端，隱於角落，一有運動，就會借力而起，而翱翔，使世界陡增混濁。運動、翻騰、急烈，這種情狀是渣滓們最盼望的。當年的東三省淪陷，國難當頭，民眾憤激之時，沉滓們的機會也就來了。先生說這“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種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著筋鬥漂上來，在水麵上翻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
危難、巨大的災難，在一些人滓那兒並非不是不可以利用和“玩”的東西。他們什麼都敢玩，玩抗戰，玩火，玩文藝，玩救災……在這玩中取利和快意。這是人類中最醜惡最缺少德性的一撥生物。
當年戰火蔓延，東三省失守，這邊一片“國難聲中”，有人卻大搞所謂“愛國歌舞表演”，並說“是民族性的活躍，是歌舞界的精髓，促進同胞的努力，達到最後的勝利”。報上不斷報道這類盛況，什麼“文藝界的人……集會討論……陸續到東亞食堂……略進茶點……看愛國的歌舞表演……”先生說這一來，“那麼，中國就得救了”。
更有人在報上借抗戰之機推銷“德國警犬”、治肺癆的“益金草”—“餘立行試服，則咳果止，兼旬而後，體氣漸複……一旦國家有事，吾必身列戒行，一展平生之壯誌……”真是拙劣之極。
先生歸結道：“他們要趁‘國難聲中’或‘和平聲中’將利益更多地榨到自己的手裏的。”
“因為要這樣，所以都得在這個時候，趁勢在表麵來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藝家也有，警犬也有，藥也有……也因為趁勢，泛起來就格外省力。但因為泛起來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過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們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後的運命，也還是仍舊沉下去。”
類似的“明星”、“文藝家”、“警犬”和“藥”，仍將有下去。“國難”或許不會總以過去麵目頻頻重演，但每一時世總有可惜之題目，有可趁之勢，有潮頭，有運動，有聲勢浩大的舉國共赴的一些項目，所以那一類沉滓仍會不斷泛起。曆史真是給人“驚人相似”之慨。因為我們有不絕之滓……
餘下的隻是卑怯
《論“第三種人”》（1932年，《南腔北調集》）
在此，先生寫出了被後人反複吟誦的名言，盡管太熟舊了，也還是有不熄的光輝：“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
最後一句是結論。許多年過去了，有人和當時一樣，仍舊懷疑著。這從他們的實踐和言論中可以看出。
他們的理論一如當年：“藝術永遠是自由的，獨立的”，“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藝術”自由於什麼、獨立於什麼、民主於什麼，問題的結症就在此—在於答案。籠統地談“自由”與“民主”似乎永遠是不會錯的。但這等於沒有談。
做一個既不“左翼”又不“右翼”的藝術家當然是人生快事，既可以創作出長久的藝術品，又免去“無謂”的紛爭，甚至可以避開各種橫禍，包括“殺身之禍”，何樂而不為？一個人這樣“死抱住藝術不放”，難道不是聰慧得可以嗎？
這就是“第三種人”的藝術和藝術家。
好是好，隻可惜不存在這樣的機會，這隻是個“心造的幻影”。
藝術是心靈的產物，藝術家的創作具有極大的非職業操作性，他的作品無一不在突出和滲流靈魂的性質。而心靈總是有歸屬的：正義、非正義、汙濁和清潔、貴族與貧民、美與醜、強者與弱小……心靈是橫置於侵犯與被侵犯之間的。它必有反映、必有震顫。或屈服，或跟從，或堅毅和奮起，或頹喪萎縮。
一個“藝術家”的藝術可能既不“左翼”又不“右翼”，那麼餘下的就隻能是苟且，是卑怯。卑怯又是什麼？卑怯必會走入汙濁，會“幫閑”，會自覺不自覺地歸於“一翼”，而且是隱蔽狡猾的、格外不光彩的“一翼”。
藝術追求真實和美，即走向“詩與真”。既然如此，就與為真理而殉的戰士的品格是一致的。兩者在本質上完全類似。離開這種追求，也就離開了藝術的本質，離開了現實的可能。
先生說：“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