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與喊
《“好政府主義”》（1930年，《二心集》）
梁實秋認為“有智識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地誠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
好像非常有道理。因為這畢竟是要求一個智識者“誠誠懇懇”，而且還要“積極醫治”。
要醫治就要有“藥方”，他開出的“藥方”是“好政府主義”。
他不同意批判“主義”是擔心傷及“政府”。“主義”可以不要，“政府”終須要的。所以才有他的“好政府主義”。
但是當時有人連“政府”也不想要。於是他們成為另一種“智識”者，他們在本質上完全區別於梁實秋一類。
苦難的民眾與“智識者”並不想要當時的政府。“作家”和“學者”梁實秋不屬於苦難民眾，所以他仍然葆有一種“誠懇”。抱著這種“誠懇”，當然不能與當時的民眾對話，也不能與另一種“智識者”對話。
“智識”者是批判的；偽“智識”反對批判。
“智識”者是抗爭的；偽“智識”者反對抗爭。
偽“智識”者往往挖空心思解釋和詮釋世俗的合理或必然，頂多也隻是讓人去彌補和順從。
魯迅指出：“其實是，指摘一種主義的理由和缺點，或因此而生的弊病，雖然並非某一主義者，原也無所不可的。有如被壓榨得痛了，就要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
這“痛”的“喊”，有人聽來是非常刺耳的。可是沒有辦法，隻要有“痛”，總會有“喊”。誠如先生所說，“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都“咬住了牙關”，就成了一個無聲的世界。無聲，多麼可怕與可悲。
真正的智識者是會感到“痛”的，也會與民眾一起，因“痛”而“喊”—直到喊破了喉嚨。
有人也許來自民眾，但他最後還是站到了民眾的對立麵。無論多麼華美的辭章、多麼巧妙的言詞，都無法掩去背叛。辨別他們的方法很多，其中最重要一條，就是看其有無“痛”感、能否因“痛”而“喊”。
除了“誠懇”和“積極”之外，有時他們還會做做鬼臉、做做“第三種人”，即玩藝術和玩文化。
“今夜周圍是這麼寂靜”
《寫在〈墳〉後麵》（1926年，《墳》）
先生的雜文集《墳》馬上就要印出—寫好了題記，寄走不滿二十天……“今夜周圍是這麼寂靜，屋後麵的山腳下騰起野燒的微光；南普陀寺還在做牽絲傀儡戲，時時傳來鑼鼓聲，每一間隔中，就更加顯得寂靜。電燈自然是輝煌著，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來襲擊我的心……”
從未讀過如此動人的文字。我感知著先生周圍的夜色、那種超乎尋常的寂靜。《墳》一集的綴語，後來人應該讀上一生。為什麼要寫作、為什麼要結集，先生在此說得再分明沒有。這是偉大的真實、誠懇、樸素和堅定。但樸素和誠懇愈加強化了戰鬥者的堅韌，而不是相反。
先生回憶以往的文字形成原因，說：“但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不過我曾經嚐得，失望無論大小，是一種苦味，所以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隻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夠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卻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點筆墨，給多嚐些孤獨的悲哀呢？”
先生的真摯與善良令人垂淚。為了“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他隻要“力量能夠支撐”，就要拿起筆來。他一生寫出了多少叮囑、啟示、勸慰、警醒。對於苦難人生、弱小階層，他是食草產奶的牛。對於強暴和罪惡，他全身鍛得如同一把匕首。他沒有什麼幻想，對敵人永遠橫眉冷對；可是在這個“寂靜”的“今夜”，先生的思緒卻一次次在“來者”的“人生”上纏繞徘徊，一腔柔情。
寂靜的夜，如水一樣流逝的光陰，先生回憶和總結著自己的寫作生涯。
一個真正的人、智識者，不能缺少這樣的夜。但今天的智識者，又有多少人擁有這自剖和追思之夜？這樣自叮和堅定、理性和明晰之夜？
沒有這樣的夜，就很難說是一個真正的智識者，也不必奢談“思想”、“哲學”和“藝術”之類……
先生總結自己即將麵世的這本書：“倘若硬要說出好處來，那麼，其中所介紹的幾個詩人的事，或者還不妨一看；最末的論‘費厄潑賴’這一篇，也許可供參考罷，因為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
先生在此自薦了兩篇：介紹幾個詩人—那是關於19世紀歐洲八個具有反抗精神和愛國主義思想的詩人；“費厄潑賴”—人所周知，那是何等酣暢淋漓的一次控訴和揭露！
先生的柔情與愛，在此被反襯得熠熠生輝。他說之所以印行這本書，有一個目的，也是為了讓“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
先生“並不大度”，而自古至今，一切自詡為“大度”者，卻多半是些“睚眥必報”之徒。
一個真正的人民作家往往有戰士的品格。他的結集，是因為“當呼吸還在時，隻要是自己的，我有時卻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先生眷戀的正是生命的刻痕。“不值一文”是自謙。
“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麵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
我想這是永不消滅的語言。僅有這樣一番語言，也足見魯迅之偉大了。這樣的語言應該永遠刻在一切自稱為“知識分子”的心扉之上。
那些“酷愛溫暖的人物”是些什麼人？
他們實在不如“梟蛇鬼怪”。
“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不畏懼於“一個人”的結局，才算得真正的戰士。
也就在這篇文章裏，先生宣告：“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先生至死沒有厭倦，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寵犬”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1931年，《二心集》）
先生開篇即指出：“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
先生處於“殖民政策”實施的中國。其實所有專製者都“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這毋庸置疑。
“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先生接著指出，當時的上海“也不會不在這例子裏”。“在文藝界，竟也出現了‘拜老頭’的‘文學家’”—“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並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為人類的藝術呀……”
“那些寵犬派文學……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勳勞來，卻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為他們還隻在叫，未行直接的咬”，“久以沉沉浮浮的流屍，本來散見於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夠較為遠聞的特色，於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為王前驅’，所以流屍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先生又指出：那些所謂的“文藝家”，自欺欺人，“用種種美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聖地，失眠，酒，女人。”
其實這些“高逸”“放達”者，是極易與“寵犬”們集合一起的。
中國社會當時處於大轉折的前夜。先生說“風浪”已興，這“風浪”即是當時無產階級的勃興。在轉折和混亂時期，在所謂的“多元”時期，一個知識分子必須經受考驗。他將不得不接受鑒別和歸屬。
統治者也許至少擁有兩種犬。一種是“獰犬”，性猛，凶厲粗暴，其作用自不必說。另一種是“寵犬”，可賞玩，可麻痹路人，可對主人做假怒狀，旋即搖尾乞憐。人們往往對“寵犬”失去警惕。其實“寵犬”除了護主而外，尚給予主人精神上的慰藉，這又遠非“獰犬”所能比的。所以主人總是厚厚施恩予“寵犬”，讓居功自傲的“獰犬”憤憤然以至於心灰意冷。
“獰犬”常常對“寵犬”狂咬，但這僅是犬種之爭，路人對這種內訌過分關心是大可不必的。“獰犬”對“寵犬”的惡聲厲吠，頗能引起路人對“寵犬”的同情，結果在關鍵時刻會受到“寵犬”更大的折傷。
既然專製的主子一定保護和養育流氓，那麼流氓對主子也就非常重要，成其為重要的“一翼”。
“五”與“七”
《死》（1936年，《且介亭雜文末編》）
先生此文寫出僅一月餘即去世了。這個題目當然不是偶然的。先生的身體越來越差，常常一病不起，“連報紙也拿不動”，“無力談語，無力看書”。先生的確是感到了那個大限。所以這是一篇極重要的文章，可視為奮鬥一生的戰士最後的叮囑。
先生一息尚存，戰鬥不止。就在逝世前十天，還寫了《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在《死》中，先生引了重病時留下的遺囑。這當然是留給親屬的。但我卻寧願視為留給所有後來者的。遺囑共七條。讓人心上震栗、繼而永不再忘的，是“五”與“七”：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七，損著別人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我認為一個知識分子乃至一個人，記住了這“五”與“七”，一生都會受用不盡。這是先生一生的血淚心汁所澆鑄的，至為寶貴。後來者如果遺忘，如果再須從頭索起，那真是太悲慘了。
在先生看來，之所以“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萬不可去做”，就因為他們往往是最無聊甚至是最無恥的一類，實際上也是最可憐的一類。在生活中行騙或采取不擇手段，對藝術和藝術家造成極大損害的，往往也是這撥人。他們不怕麻煩，趨炎附勢，藝術上是個“空頭”，鑽營起來卻是實幹。
在外行們看來，再也沒有比“空頭文學家”更像“文學家”的了，也再沒有比“空頭美術家”更像“美術家”的了。他們為了推銷自己，可以使用各種方法，絕談不上什麼操守和禁忌，而且有外行們極熟悉的一套話語係統。所以他們的存在是以損害藝術和藝術家為前提的。這就是為什麼不能對其“寬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