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朱寨同誌的“散文”緣
已經晚上八點多種，電話鈴響，拿起聽筒，對方聲音溫和親切，但是顯得有些蒼老：
“我是朱寨。”
唉呀，真是稀罕，做夢也想不到是這位八十七歲高齡且身體有病的老爺子！由於我生性懶惰，疏於向候，除了春節，平常一年也不一定給他打一次電話，現在他倒主動打電話來，我心裏十分愧疚。因為腰疾，一般我總是半躺在床上，一聽是朱老爺子，騰的一下起身，不覺正襟危坐聆聽：
“最近重讀了你的散文，有話要說。”
原來是朱寨同誌要談談對我散文的讀後感。
他簡直是對他手邊所看到的我那些散文逐篇評點， 連續說了二十多分鍾（我真怕他累著）。他的話實實在在，句句都點到穴位上，我佩服而感激；而他話語裏常常流露出讚揚，更使我興奮得熱血湧動。要知道，這是一位散文行家對我練習寫作散文的讚揚，一位不論人品還是學問都令我非常敬重的長者對我這個雖然不算年輕而仍是散文新手的獎掖。這位散文寫得非常漂亮的長者的話，使我覺得自己這個本來不會寫散文的人，得了一次大獎。這喚起我三四歲時第一次學會自己拿筷子吃飯、第一次學會自己穿衣裳穿鞋子而受到媽媽誇獎的感覺。
這次又感覺非常特別。為什麼？因為太巧，甚至巧得讓人不敢相信：此時恰逢我的散文集《忘不了的那些人和事》剛剛看完最後一校，即將送去付印。我手上正拿著清樣呢，卻傳來老爺子的評點。我從未將散文集出版之事告訴朱寨同誌。他有特異功能？他能神機妙算？怎麼散文集尚待印刷他就用“天眼”看到並且進行評論？
我在電話中告訴朱寨同誌：
“正好我的散文集《忘不了的那些人和事》即將開印，還沒來得及告訴您呢。本來想請您作序，可是考慮再三，沒敢。”
我的確動過幾次念頭，想借重朱寨同誌的大筆。但是，拿起電話，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如是者，不下四五次。最後徹底打消這個想法。我不忍心驚動一位年近九旬、又因賁門癌做過手術、身體虛弱的老人為我寫序。那年他手術後，我同妻子去探望，都開刀一個多月了，仍然隻能吃流食。本來他聲如洪鍾，一次聚會他被逼上台唱了幾句陝北民歌“黑板上寫字放呀嘛放光明”，那音色頗有楊洪基的味道；可現在聲音全變了，不但沙啞，而且變細、變弱，不像從他喉嚨裏發出來的。而且頭發一下子全白了。今年是術後六載，他身體還算恢複得不錯，但畢竟是身兼病體的耄耋老人。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了他對我散文的評說。真是喜出望外，又覺得受寵若驚！
是有些“受寵若驚”，但我不知怎麼形容才準確。我又想起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我與同事聯名在《解放軍報》發表《圍繞【創業】展開的一場嚴重鬥爭》，突然一天我被叫到當時主持文學研究所工作的朱寨同誌辦公室，《解放軍報》三位負責人專程趕來，找到文學研究所的負責人朱寨同誌，鄭重其事地代表組織，向作者，向作者所在單位文學研究所，正式傳達中央主席和政治局對那篇文章的表揚。要知道那是1976年11月，人們的精神狀態有一半（甚至一大半）還留在文革氛圍之中，人們的心理還幾乎延續著對待所謂“最高指示”的敬畏。在這樣的時候，幾個無名小卒忽然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讚賞，你想象一下當時我們的感覺會是什麼樣子。那陣子，包括《人民日報》在內全國大小報刊均加按語全文轉載我們的文章，記者不斷打電話來要求采訪，約稿信和電話紛至遝來。朱寨同誌專門找我：頭腦要清醒、冷靜！不要一篇文章就飄。正是他的提醒，我始終夾著尾巴寫文章、做學問。我幾乎拒絕了所有采訪，一般也不應約作文。
朱寨同誌今天對我散文的評點和誇獎，同樣令我激動，但與當年在他辦公室那次聽傳達時的激動不同。那年傳達最高領導的表揚，莊嚴鄭重猶如泰山之在頂，心裏怯生生的，手足無措；而今天朱老爺子的電話，卻如春風，如冬陽，如小時候媽媽放在我頭頂上的愛撫的手，使我更覺親切、更覺溫暖、更覺舒適、更覺受用，熱血流得雖然不如那次快，卻衝擊得更為深入。
我入文學研究所快要半個世紀了，許許多多老一輩學者都是我的老師，耳濡目染，隨時受益。而其中有四位是我“直接的”導師。我用“直接”這個詞，是說我是他們真正的類似先前社會中所謂的“入室”弟子。一位是何其芳同誌。文革後期他剛剛獲得一點可以工作的權利就寫了一封親筆信給馬烽同誌，介紹我和蔣守謙去太原參加山西作家協會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他急欲恢複文學研究所的業務活動和學術研究工作的心情，可謂迫不及待。在文學研究所內，他拖著病體親自組織了一個毛澤東詩詞學習研究小組，主要是在連續十年隻要“革命”不要學術的情況下，他急於要大家盡早盡快進入業務工作狀態，趕緊寫文章；或者說，他要抓緊一切所能爭取到的機會，要大家重新學習和練習寫文章。我是該小組成員之一，我寫的每一篇文章都送給他，他一句一句地改，還約我到他家，詳細談意見，可謂手把手教。我在本書《痛失良師--憶何其芳同誌》一文中已略述一二。一位是蔡儀先生（那時稱“同誌”）。我是“文革”前通過正式考試投到蔡儀先生門下做美學研究生的，要說我是蔡門“入室”弟子更加名正言順--在本書《我所知道的蔡儀先生》中已經詳述。一位是葉水夫先生（當時也稱“同誌”）。一到文學研究所見到蔡儀先生，他得知我在大學修的外語是俄語，就鄭重其事地說：“我為你挑選了一位俄語導師，水夫同誌，他是《青年近衛軍》的翻譯者，蘇聯組（當時尚未稱“室”而叫“組”）的研究員。”我馬上去拜見葉水夫先生，聆聽教誨。他戴一副金絲框架近視眼鏡，中等偏高個頭，身體微胖，麵孔白皙，溫文爾雅，十分熱情。可惜，“四清運動”、“文化革命”，使我沒有能夠跟這位導師多學些東西，此乃終身遺憾。一位就是朱寨同誌。他是我的散文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