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不知革命為何物，也從來沒有想到要革命；然而七七事變爆發，爸爸投身抗日，她也隨著抗日。
起初（爸爸犧牲前），媽媽是在家裏抗日，是爸爸領導的抗日部隊的“業餘”成員。我家成了有名的“抗日家庭”，除了媽媽，我伯父和他的幾個已經成年和將近成年的兒子（伯父比我父親大了十七八歲，結婚早），也都參與抗日活動。我家房子下麵挖了地洞，出口就偽裝在堂屋大桌子底下。地洞很大，裏麵縱橫交錯，有許多“房間”，地委和專員公署的石印股就設在那裏，編輯和印刷革命文件和抗日材料。媽媽給石印股的叔叔阿姨們望風、做飯、當聯絡員，有時也送信或傳遞抗日報刊，還為住在我家養傷、養病的同誌們做護理，成天忙的不可開交，常常連給爺爺做飯的時間都耽誤了，爺爺從無一聲抱怨。我家所在的村莊叫後鄭莊，離我村東南不到二裏的大白莊就有日本鬼子的炮樓。一有風吹草動，媽媽就用暗號通知大家，地麵上的人迅速潛入地洞。
已經四十來歲的伯父成了共產黨的村支部書記，是基層抗日活動的領導人。有一次日寇大掃蕩，地委宣傳部長張白水叔叔住在我家養病不能行走，伯父和我二哥就用抬筐把他抬著跑了二十多裏，脫離了危險。為了保障石印股安全，伯父和村裏的黨員隨時進行鋤奸，有一次他們秘密處決了一個向日本鬼子告密的漢奸妓女。我三哥成了交通員，不幸被捕，他隱瞞了身份，伯父千方百計營救，未果；據說後來被送往日本做苦力，至今不知所終。我四哥也成了地委的幹部，因為念了幾年書，有點文化，後來做了地委的秘書主任（地委秘書長）。我五哥當時年紀尚小，也幫著送信。一次日寇掃蕩，他躲避不及，被日本鬼子追擊，在河沿上中了一槍，倒在那裏。鬼子走近一看是個孩子，便棄之而去。過後，伯父把他背回來發現，子彈從肩部穿出，幸未傷及要害。從此，五哥正式參加革命。建國後他在速成中學學了四年，在地方商業部門當了一名領導幹部。此是後話。
那時保密和鋤奸工作做得好，石印股始終安然無恙。
爸爸犧牲，媽媽悲憤之極，覺得應該去向日本鬼子討還血債，去報殺夫之仇。於是，她領著哥哥和我，投奔革命隊伍，成為“八路”的正式成員。那是在1943年冬或1944年春。
最初，媽媽是在我爸爸犧牲前當地委書記和部隊政委的機關裏工作，它這個時候的所在地就在山東樂陵縣城。當時實行供給製，我和哥哥都領一套統一規格的灰色粗布軍裝，俗稱“二尺半”--大概因其上衣為二尺半長而得名，對我和哥哥這五六歲、七八歲的孩子來說，實在太大太長。媽媽在農村做貫了針線活，她就動手把軍裝改短改小；然而總不合身。每逢開大會，幾百號人（或許更多）各自搬塊磚頭當板凳，聽首長講話；而我則不守規矩，身著那套改製得有點滑稽的軍裝在人們之間穿來穿去，引得一些叔叔阿姨捂著嘴笑。他們悄悄指著我說：那是杜政委的小兒子。休息時叔叔阿姨領我到他們宿舍，給我講故事，逗我玩兒。在那樣艱苦的環境裏，我們哥倆備受嗬護，地委領導和部隊首長指示司務長：孩子餓了，可以隨時領饅頭吃。因此，從小我就對樂陵的“高樁饅頭”十分熟悉。
也有非常緊急的時候。那時雖到了抗日戰爭後期，但日本鬼子臨亡前有時更加瘋狂，八路軍和日寇不時有激烈戰鬥。一次夜裏為躲避敵人襲擊而急行軍，據說日本鬼子就在十幾裏之外，真所謂“人銜枚，馬上嚼”，氣氛好緊張。媽媽緊邁著她的解放腳跟上隊伍，不使自己落下半步；而我，則由幾個叔叔輪流背著前進。那是一個悶熱的夏夜，我饑渴難耐，甚至想喝田溝裏的積水。行軍幾個小時，直到半夜才到達安全地區。房東拿出一個甜瓜一分兩半，給我和她家孩子同吃。至今我仍然覺得那是我平生吃過的最好吃的甜瓜。
抗戰勝利後，媽媽在地方搞群眾工作，哥哥被送往地委和專署設在惠民的革命子弟學校讀書，我則留在媽媽身邊。樂陵城南三裏的楊少白村是媽媽他們經常落腳的地方。有一次我尿了床，害羞，故意懶在濕濕的被窩裏不起來。房東大娘笑著把被子拿出去曬，大概怕我難為情，說“不尿床的孩子成不了男子漢”。這話不但在當時使我這個尿床的孩子感到安慰；而且後來使我這個常常犯錯的人終生受益，在逆境中鼓起勇氣。
媽媽成天忙，顧不了我，我就和村裏的孩子們瘋玩、瘋跑。有一次大雪後的冬夜，我喊腳疼，媽媽這才發現我的棉鞋後底全部磨穿了。原來，每天我都是赤著腳後跟在冰雪上“磨練”。
1946到1947年，媽媽在寧津、樂陵交界的楊盤、長官（回民聚集區）以及河北省的南皮一帶搞土改，離我老家隻有幾十裏地，姥姥聞訊叫二舅拿著一大籃子熟雞蛋看我們。雞蛋自然是由我分給叔叔阿姨們一起吃。當時條件艱苦，大家一年吃不到幾次肉和雞蛋，這回難得改善了一次夥食，像過年一樣。有一位小趙阿姨，平時老拿我開心惹得我不高興。所有人都分了雞蛋，就是不給小趙。幾位阿姨開玩笑說：“你給小趙雞蛋，她就給你當媳婦兒。”當時我八歲，還不完全知道娶媳婦兒是怎麼回事，在一陣哄笑聲中讓小趙吃到了雞蛋。可是我不理解小趙阿姨為什麼臉紅。這是我被人許諾的第一次“娶媳婦兒”。第二次是後來媽媽為了工作把我送到姥姥家。夜間，姥姥睡不著覺，半是自言自語半是對著睡得迷迷糊糊的我，數落她的幾個兒女的事。最後特別說道我媽媽和我們一家：“你媽媽在外邊，你這家人家就沒了。你得回老家，我給你娶一房媳婦兒。西街張家小省姑娘，會過日子，趕明兒，說給你，你老杜家就有根兒了。” 那年我不到九歲。據說小省姑娘十六歲，母親有病，她早早挑起家務重擔，人人稱道她能幹賢惠。在我們老家，“十六媳婦兒九歲郎”，並不少見，特別是缺勞動力的人家。姥爺被日本鬼子殘殺之後，二舅要成家立業，那年他娶媳婦兒的時候九歲，舅母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