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一百多年以前修建的鐵路為開發美國西部做出過巨大貢獻，善安曾是美國西部最大的鐵路樞紐站，因此當年有美國“西部小巴黎”的美稱。至今這條鐵路仍發揮重要作用，回程中，見數裏長的一列火車正從西向東朝善安方向行進，女兒驚呼：“看！中國的集裝箱！”果然，上麵有豎寫的六個中文大字：“中國海運公司”，同時寫著英文字：“ChinaShipping”（中國運輸）。我想這批中國貨是從中國先越洋運至美國西部海港，卸貨後通過這條大鐵路運過來的。
在我看來，此刻我所看到的這座紀念碑以及維達塢，其實是見證和讚揚了一種精神，它的核心是堅硬、剛毅、頑強。紀念碑（以及同它相聯係的大鐵路的建設）、維達塢粉紅色花崗岩和石間鬆樹，都向我傳達了這種精神。這就是美國“西部”的硬漢子精神。
女婿說，在善安，由懷俄明大學和國家氣象中心合作正準備建造全世界運行速度最快的計算機；通用電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還要在這裏建設一個將煤進行氣化的實驗室……一個最新的高科技園區即將在善安形成。
有了這種“西部”精神，善安前景應該是非常樂觀的。
（2010年6月20日父親節記）
關於“革命”--回憶父輩和祖輩
今天善安的天氣真好。這個地處美國西部高原，最愛刮大風的城市，幾乎一整天都隻是微風習習，天空藍得透明。中午陪著外孫在後院草坪上玩了半小時足球，回來，原想躺在床上小睡，但閉上眼睡不著。還是想事。昨天在網上看到關於“革命”的話題激活了我對家族往事的回憶。
我爸爸是革命者，“革”日本鬼子“命”的革命者，且作為當年冀魯邊區某抗日部隊的領導人，於1942年6月19日為革命而壯烈犧牲。但他絕非生性“喜愛”革命。他革命的原因，乃日本侵略者闖入我們家園，燒殺搶掠，中國人麵臨亡國亡種的境地。你不戰鬥，就做人家的奴隸，就被人家殺死--我外祖父就是被日本鬼子活活砍掉頭顱而慘死的。爸爸為了個人生存、家人生存、民族生存而被逼去拚殺，最後戰死沙場。田間的一首詩說：“假如我們不去打仗，鬼子來了，砍了我們的頭，還要指著我們的骨頭說：這是奴隸。”（手頭沒有田間的詩集，可能記得不準確，但大意不會錯）我爸爸和田間處在同一種境地裏。田間寫這首詩時，爸爸為了避免自己、家人、同胞被日本鬼子砍頭還要“指著我們的骨頭說這是奴隸”，正在抗日戰場打仗。
後來文革中的“繼續革命”使真正的革命變味兒了。我曾經是“繼續革命”的盲目擁護者（為此我至今仍感到羞愧），不久又變成了“繼續革命”的對象，承受不住精神折磨幾乎付出生命代價（自殺未遂）。
我痛恨“繼續革命”。
其實百姓不但不喜歡“繼續革命”，而且其本性也不喜歡革命。
我爺爺當年就從未想到過要革命。他種了一輩子地，伺弄了半輩子梨樹。爺爺一生，無論冬夏，除了晚年臥病在床，幾乎沒有在日出後起床，日落前收工。一年到頭，總是肩背糞筐。年輕時，有一年春節給老丈人拜年，隻好放下糞筐，穿上奶奶新做的棉袍子。回家路上遇見一潑牛糞，戀戀不舍，最後把棉袍子大襟兜起來，裏麵墊上一層土，把牛糞兜到自己的地裏。
小時候，大概我三四歲吧，冬天早上看見爺爺從外麵回來，鼻子下老是掛著兩個冰柱，覺得驚奇和好笑。我不知道那是結冰的清鼻涕。
爺爺的炕上有一張汗紅了的破涼席。夏天我喜歡躺在那張涼席上，一伸手，就摸到頭頂的各種糧食粒兒，綠豆、黃豆、玉米……堆了半炕頭。那是爺爺平時在路上，在地裏，在各種場合，一粒一粒撿回來的散落的糧食粒兒。
爺爺愛他親手嫁接的幾百株鴨梨樹，夜間常常睡在梨樹園裏，露水總把他的藍色粗布棉被打濕。我小時候常常在那床濕了又幹、幹了又濕的被子上打滾兒。
就這樣，爺爺也沒有想到革命。鬼子來了，活不下去了，他支持我爸爸(以及後來我媽媽和伯父)抗日。爸爸犧牲了，奶奶哭死了（這是爸爸犧牲後第二年春天的事情），爺爺痛不欲生而堅強活下來，把愛全部傾注在我和哥哥身上。他臨終前昏迷數日而不咽氣，隻等我到來。等我趕到，他把閉了好幾天的眼睛睜開，笑了，走了。
直到走，他都充滿了愛。
我媽媽也是革命者。
媽媽原是一個沒有念過書的農村婦女，爸爸活著的時候，曾經教她認了幾個字，當時大概會寫自己的名字，或者還識得日常生活中的簡單文字。我小時候，記得她時常念的拚音，我不知道什麼意思，也跟著發音，覺得好玩兒。後來在“八路”裏（當時老百姓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的稱呼），媽媽“速成”識字，有了些“文化”。她曾經纏過腳，不知道什麼時候放的，成了“解放腳”--比我姥姥的“三寸金蓮”大，比後來女人們的“天足”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