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過中飯，孩子們上學去了，他又開始繼續講述：一個初中還未畢業的學生，經過幾年自學，竟然可以帶高三畢業班！他除了自信以外，更多的則是自豪感和榮膺感。盡管教書隻有每月三十月的工資，還是個“赤腳”（那是的民辦教師又稱赤腳老師，收入隻有做油漆的十幾分之一但他很樂意，父母也很高興，畢竟是歸隊於知識分子了呀。
他很珍惜這份工作，平時教書很盡心，很盡力。一年下來，他教的十三個學生，竟然有十一個考上了大學。
其間有一件事給他的打擊很大：公社書記得癌症死了，通知全校老師去開追悼會，但不讓他參加，說他的家庭成分不好。他對這件事表麵上沒什麼反應，甚至回到家裏還對妻子戲謔：“不去也好，剩了一場悲傷和幾滴眼淚”。但在他內心卻一下子從虛幻的雲端被摔回了現實：你還是“黑五類”的狗崽子，你時時不能忘了這個本質！他咬牙切齒地發狠：那怕付出再大的代價，也要想辦法離開這鬼地方。
1980年，父母的右派問題被落實政策得到改正，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一下子突然摘了，還被安排回研究院上班，重新拿上了工資，還補發了一筆錢。一家人的心情毫不亞於範進的“中舉"和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真是”漫卷詩書喜欲狂“啊！
二十三年啊，兩個青春朝氣的知識分子，已經被歲月和苦難折磨成了滿麵滄桑，彎腰佝僂的老翁和老嫗，時代實在是開了一個太大的玩笑！父母親年紀大了，專業知識也丟了幾十年，不能占著茅坑不拉屎啊，隻好辦理了退休。他們兩個一退，就給兒女空出兩個可頂的編。他父母考慮女兒更好辦，補習補習還可以考個大學，就想把編讓給兩個兒子。
當時的回城和頂編的政策裏麵，有一條是絕對歧視農民，破壞工農聯盟的：在下放期間和當地農民結婚的，不能回城和頂編。對他來說，就意味著別人可以回到家鄉，而他則要在農村呆上一輩子，而且他的兩個孩子，還有孩子的孩子們也得再沿襲下去當農民了，這是一種多麼殘酷，多麼可悲的人生結局！
說實話，結婚四年了，妻子勤勞、本分、老實、賢惠、體貼，也很愛他，隻要是他決定了的事，妻子從不多說一句；不管是再苦再累，妻子也沒有半句怨言。妻子不識字，雖說他們之間文化差異很大，但在農村又有多少涉及文化的事要說呢？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聰明的上海知青首先發現了“曲線救國”的道路：夫妻假離婚，自己先把孩子帶回去，再辦複婚手續。
他也想在這條路沒被官方發現並堵死前趟一趟。他想先做通妻子的工作，可妻子在這裏土生土長，她根本就想不通那城市為什麼就比這農村好？現在一兒一女，丈夫不教書還可以做油漆，在人家眼裏，羨慕還來不及呢？怎麼就一定要離開啊？他隻好苦口婆心地慢慢解釋，說服教育。妻子一直便是以他的馬首是瞻的，隻好流著眼淚答應了去辦離婚手續。但一直懇求他一安頓好就來接她，他也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證。
為了讓妻子放心，他幾乎把家裏所有的家具和身上僅有的六百塊錢給了妻子。
由於沒有孩子和財產的糾葛，加上那時知青離婚已是見怪不怪的常事，所以他們的離婚手續很快就辦了下來。父母親帶著孫子先回單位上去了，他女兒還在吃奶，就由他妻子暫時帶著。頂編指標和手續還沒下來，他也隻好還留在原地，依然在中學邊教書邊等待。但既然離了婚，“小不忍則亂大謀”，他就住在學校，和妻子過起了分居的生活。
這邊他妻子辦了離婚，一個人帶著小女孩過日子。外人也不知道是假的，問起他妻子來，妻子隻好含糊其詞地說要等他。一個二十來歲的單身女人，長得又如花似玉，自然就會有許多的正常的追求者和打歪主意的人，還有許多農村的婦女整天在她耳邊叨咕：：“那小子是個多聰明，多調皮的一個人，就像青蛙，剝了皮都會跳的角色。他回去了，城裏到處都是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婦的，到時他應付都應付不過來呢，還會回來找你？你死了這條心吧！你趕快趁現在還年輕，還是找一個老實一點的，踏踏實實過日子吧！”妻子開始還不為所動，聽人家說多了，也就有點迷惘起來。
那大概是離婚後四個月的樣子，有一天他妻子到學校找到他，跟他說：“我們村裏有個當兵的轉業回來了，就是郭老三的兒子，這段時間天天來找我，要我嫁給他，還說要是我不同意，他就去死。我父母親也同意了，你看怎麼辦？”他本身就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而且相當地敏感。他一想就不對頭：一個男人會說"不嫁給他就去死"，那他們肯定就不是一般的關係了。他怨艾地看著她說：“當初我們不是說好了假離婚的嗎？既然是這麼一種情況，你就自己看著辦吧。”過了十幾天她又來到學校，帶來了一包糖果和一包煙，說她已經和那姓郭的結婚了。他接過那包東西，一句話也沒說，等她走了，他就把糖果扔進了茅坑，然後把自己關在房間，扯著頭發，偷頭地大哭了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