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祖輩是長期生活在美國的華僑，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看到祖國解放，他的父母歡欣鼓舞，懷著滿腔熱血，想利用自己所學得的知識為新中國服務。就毅然告別了家人，從美國回到了山東老家。政府將他們安排在一家科研機構工作。1957年，他的父母由於給單位領導提了幾點意見，被雙雙打成了右派，並被開除了公職。在那種情況下，美國是回不去了，在那個憑力氣吃飯的年代，兩個手無搏雞之力的知識分子能幹些什麼呢？母親就在街上擺了一個代寫書信的小攤，給那些沒有文化的人寫寫家信。而父親則拜一個搞油漆的老師傅為師，學到了一門油漆手藝。雖然收入不高，還帶著三個小孩，但靠著夫妻兩人每天早出晚歸的，小日子還算混得下去。
沒過上很多年，“文革”風暴來了。地、富、反、壞、右，雙料右派自然歸入了“黑五類”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對象。加上造反派不知從哪兒搜集來一摞母親代人寫的書信，從裏麵分析出許多反動言論和“封資修”的東西。父親在給人家單位刷油漆的時候，把人家原來寫的毛主席語錄給覆蓋了。這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大罪！造反派一不小心就抓到兩條大魚——右派加現行反革命，怎能輕易放過？“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於是造反派就天天登門，抓他父母去遊街、批鬥、還挨了不少打。他父親感到實在是受不了，欲尋死解脫，幾次被母親及時發現。母親就哭著勸他：“你要就這麼走了，丟下我和三個這麼小的孩子，怎麼過下去啊？再苦再難，我們得照顧著孩子們啊！”說得一家人抱頭痛哭。父親也就這樣為了他們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隨著運動的發展，鬥爭的方向開始轉變，造反派們可能也覺得，天天對這些不會有絲毫反抗的“死狗”，施加淫威不但沒新鮮感，也沒什麼太大的意思，批鬥的頻率和力度都慢慢小了下來。1968年，下放運動開始了。他母親就三天兩頭往居委會跑，老是給領導遞報告，要求下放，這也是想躲避是非和旋渦的意思。
終於有一天，一張大白紙貼在了他家的大門口，那是一張“勒令下放”的通告，可是在他的父母看來，簡直就是一張參軍或立功的喜報。十四歲的他和兩個弟妹就這樣被“押送到了沂蒙山區的一個小村莊裏。
沂蒙山區是個革命老區，這裏的老百姓還是很純撲善良的，看到他家老的老小的小，沒一個強勞動力，在生活上給了他們很多的照顧和幫助。而且隻要不是上麵來人督促和檢查，也不輕易鬥爭他的父母。
為了維持全家人的生活，他和父親，還有十二歲的弟弟每天扛著钁頭跟著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麵朝黃土背朝天”地修地球，賺工分。那時一個男的壯勞力，一天是十個工分，到年底結算，大約能賺個五六毛錢（不一定能有現金拿）。他父親幹一天是六分，他是四分，他弟弟是三分，三條命一天到晚能賺個六七毛錢。母親和妹妹就在家打柴、煮飯、養豬、種菜。由於口糧和食油生產隊會發（當然定量，還要扣工分），柴自己打，菜自己種，豬雞大了換錢，除了買點鹽、煤油（經常點鬆明子）、牙膏（基本用鹽代替）和布（家裏幾個人幾年沒添過新衣服）要用錢外，基本沒什麼開銷。加上風景優美，空氣新鮮，民風淳樸，他們覺得比起下放前那種提心吊膽的日子，簡直就是幸福生活了。
他很動情地在回憶往昔，我靜靜地靠在他胸膛上在聽著，眼淚也在不停地流淌。趁他停頓下來的時候，我看了一下鍾，小孩馬上就要放學了。我忙起來，親了他一口，輕輕地對他說：“親愛的，好了，你也說累了，休息一會吧。我做飯去，明天你再跟我說，好嗎？”吃完飯，看了一會兒電視，他很快就睡了。我輕輕地給他捂好被子，在燈下看著他沉睡的樣子，我又為他難過起來：“親愛的，你有一個多麼淒慘的童年和少年啊！”
從昨晚開始變天，早上起來，雨就淅淅瀝瀝下個不停。老曆潤四月的天氣，涼風夾著細雨，打在身上還有陣寒意。我打著雨傘到集市上買了點菜，還帶回來早點。先招呼孩子們吃過，打發他們上學去了，我就叫他起來吃飯。趁他梳洗的間隙，我出去找到小蔡，找了個理由，讓她代我請兩天假。因為他在，我得在家裏陪著他。
吃完早飯，我們補了昨晚的“課”（這是他在酒席上聽來的一個段子，說兩夫妻都是教師，平時喜歡將夫妻生活用職業化的語言來表述，一天男的在外麵打麻將，妻子打電話催他回來“上課”，男的打牌正上癮呢，就回電話說"今天老師有事，學生上晚自習"，第二天早上，丈夫就說"現在來補昨晚的課吧"，妻子說"不用補了，我昨晚已經請了家教".聽過這個笑話之後，我們有時開玩笑，也偶爾用“上課”作為□□的代稱）。但我總感覺他沒有以往那麼投入，有點應付和心不在焉的樣子，他似乎還有心事，我想也許就是因為昨天的話題，還沒把它說完吧。